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四）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四）

超龄入学 亦师亦友

学校是当地商人、侨领和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创办的。教师由董事会聘请，薪金由董事会发给；学生学费由董事会收存，以及支配学校的一切行政费用。全校学生有180人，分五班上课，四、五、六年级各一班；二、三年级合一班，即采用复级制教学法，上课时一动一静，三年级作练习作业，二年级讲课文、读课文，依此轮替教学。一年级人数较多为一班。
六年级级任的待遇为170元，五年级级任为150元，而三、四年级的级任可得140元，一、二年级级任则为120元。学校右边有一块羽球场，那偌大的草场（当时没有羽球、乒乓等球类活动）是高年级上体育课作体操、环场跑步，以及低年级游戏课的场所。
当时学校没有政府制定的考查学生成绩的制度。本校一年分两学期制，上半年有中期考试及学期结束前考试一次；下半年亦然，一年总计考试四次。校舍因陋就简，一切设备缺乏，在这种情况之下，唯有尽心尽力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当时儿童入学没有年龄限制，尤其是居住在新村胶园的孩子，七、八岁时每天清早五点半就要跟父母到胶园去做工，在胶园打盹一个小时，待父母把树胶汁割出流到绑在树上的胶杯时，孩子们就赶快把杯里的胶汁倒进手提着的铅桶里去，这叫做“收胶杯”。那是一份不可缺少的工作，因此他（她）们的童年都在胶园中度过。
孩子们往往在十岁时才入学读书，而且父母们给孩子上学的目的只求他们学会计算每月割了多少斤胶汁，应得多少工资，不让雇主欺骗，也不知读书求知识、学技能，适应日益进步的生活环境，将来可以改善生活，更不了解读书也在学习做人的道理，修养优良的品德、立足社会的重要。
在我那六年级的班上就有多名十七、八岁的学生，他们刻苦耐劳、尊敬师长、守纪律，因为年龄大一点的关系，老师教学方法也能接受、理解，师生关系变得“亦师亦友”，和谐亲善。
我常在讲课有余的时间，为他们讲些《三国演义》的精彩片段，如：孔明借箭、空城计、三气周瑜、赵子龙单骑救阿斗等等，或每当节令时就讲一些有关的民俗的故事如：清明节纪念先人，慎终追远的意义；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中秋节纪念人民反抗元朝暴政的故事，还有孟母三迁其居教导孟子成为一代贤人、岳飞母亲为他背刺“精忠报国”以勉励他奋勇杀敌成为一代名将的故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钦佩老师的博学多才，不禁油然生出仰慕之心，同时也启发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慢慢地指导他们写日记，把平日所见所闻、有意义的事情连同自己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
距学校三十步之遥就是本埠邮政局，因此，我也教导他们学习写信（应用文之一种）格式，信的内容写法（乡区学生根本没有与人通信交往的经验）、信封的写法，（收信地址以学校地址作练习，用同学互相投寄的方法寄出）。第二天收到“来信”都很兴奋，纷纷前来报告，亲身经历倍感新鲜有趣，以后真能为父母写信与亲友互通讯息了。

一声勾沙 师生殴斗
后来慢慢教导他们写作，学习记叙文、说明文等体裁的文章，日子久了渐渐有了成绩，为了鼓励他们更加努力习作，学校在讲台对面的板壁上用彩色手工纸开辟了“学生园地”、“比一比”两个壁报栏。“学生园地”张贴学生优秀作文作品，“比一比”则用来公布各科考试成绩优异的考卷，作为同学的示范与鼓励，如此搞得兴兴头头，却为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当时我班上一名姓张的女学生，长得清纯秀丽、活泼可人，为英文教师黄君所喜爱，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之常情。师生日夕相对，情愫渐生，可是当时民风未开，男女拍拖恋爱的事情少见少闻。
一天，黄老师接近这名女生，亲自指导作业，态度亲昵，被旁边的男生窃笑，一声“勾沙”（福建话意谓调戏），引起满堂哄笑。黄老师恼羞成怒冲向前去，用教科书敲打该男生的头，而该男生也不甘示弱，举手阻挡，把教科书从窗口抛落大马路上。
黄老师怒不可遏地挥拳猛揍余姓男生头部，全班哗然，在办公室的李教务主任连忙上前劝说：“不可打老师！”，还上去参战（因为黄老师是董事长的公子，不知是否讨好他，还是真的劝架）。我闻讯赶到现场，三人才解开了纠缠。这时黄老师、李主任面红耳赤悻悻地走了，却见余生头青脸肿，放学回家后，该生家长心痛儿子被打伤，便带他去警察局投诉报案。
这样一来事情闹大，被传开了。于是董事部与校务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所发生的事情，黄董事长主张立刻开除目无尊长、殴打老师、品行顽劣的学生，身为级任的我建议记该生“大过”一次，要该生家长自动到警察局去销案及写悔过书，亲自向黄老师认错赔罪，给他一个机会，因为该生只差三、四个月就将高小毕业了，在50年代这种学历可帮助他找一份工作，无奈人微言轻，结果余生还是被开除了。

险被扣莫须有罪名
两年后，听说该生中了“福利彩票”头奖，一家人迁离巴罗到吉隆坡经商发展去了，此是后话。至于张姓女生毕业后嫁给一位警察，调任新山工作去了。事后黄老师感到教书乏味辞职不干，襄助父亲经商管理业务去了。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柔佛州华校督学熊嘉宾特召朱仰高校长前去问话以了解真相。朱校长是个懦弱怕事不敢承担责任的人，在州督学面前告了我一状，说我失责没能管教好学生以致闹出事来，又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危险份子，有共产党思想倾向。一来学校任教职就教学生出版“大字报”和组织班会，这是本校前所未有的事，幸好熊督学与我四哥稔熟，明白我的家庭背景，当时便劝谕朱校长不可乱加“罪名”于我，出版壁报、组织班会是级任老师处理班务的正常做法是好事情，从此总算解决了一场风波。
事后风闻董事会次年（1953年）将解雇我（不再续聘），因此引起我申请正式教师的动机。趁着假期之便，我将师范毕业文凭和任教职的经历，写了一份履历表，呈交州教育局申请注册为正式教师。出乎意料之外，两个星期后，正式教师证批准发下来了，其实“海师”毕业的同学很多在星、马担任教职，教育局认同我的资格，很快批发下来，真是因祸得福，羡煞了申请多年仍未得偿所愿的同事们。
1953年我又高高兴兴地回到平民学校任教（我的家在巴罗，我不想离开它）。没想到往后三十多年，至1984年11月1日退休，我一直为巴罗学校服务。

图说：1962年巴罗学校校庆日举办“手工艺展览会”。右起朱仰高校长、仲燕华师、李竹影师和李秀霞师。

（待续）

记得当年年纪小

图说：看到我的笑容，就能理解跟谭赛云老师合照是多么幸福的事～

图说：个子矮小的我排在最前头，后面是莉莉和亚燕，接着是谭赛云老师和谭老师的师训班同学陈爱庄老师（余文光老师的夫人）。不知是哪位摄影师的好主意，让我们拍出这张“梯级图”。

谭赛云老师看到了李秀霞副校长的回忆录，又兴致勃勃地电邮了两张照片给我。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多年来似乎不曾消减，知道我前阵子病了，也不忘在电邮里嘘寒问暖。

我早已不记得旧照片收到哪里了，在谭老师的照片里看到当年青涩的自己，不禁失笑。

犹记得农历年初一跟老同学重逢时，有人提及我当年的“标志”－－辫子，我开玩笑回说，明年老同学聚会，我会绑辫子跟大家见面。其实，辫子对我而言，就像名字一样，是意义非凡的，因为辫子代表婆婆对我的疼惜，而我的名字则包含了爸爸的爱。

初入学时，是婆婆替我绑的辫子，很细致很整齐，我每天都端端正正地上学；后来学会自己绑了，却远远不及婆婆的手艺，不过，一天不绑辫子，就会觉得头发很乱。直到高中离家念书，不在婆婆及家人视线范围内，我才开始更换发型。

说到名字有个“小”字，在我踏入社会之后，曾经令我困扰。两个妹妹先后将“小”字改为“晓”或“筱”，我却没有这么做，到了今天，连女儿也不赞成我改名字，因为“那是外公取的”。女儿的个性跟我很相似，一句话说中我的心事。

爸爸原本对我寄于厚望，我却让他失望了。这么多年来，任由他人嘲笑，我也不想把名字改掉，因为这一生唯一能让爸爸作主的，也只有这三个字了。

小就小嘛，反正见到我的人都会说：人如其名。

我就是这么土，就是这么执着。这么多年，没有改变，也不打算改变。

（珍）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三）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三）

1952年受聘于巴罗平民学校

平民学校坐落于巴罗火车站对面相隔十丈之遥的小山坡上，门前大马路是占美、圣德巴罗园丘居民通往巴罗街市的大道。从马路走上十级石阶进入学校大门，迎面一个大厅，厅中有个五尺高的大舞台，原来学校从前是村民们每年酬神演戏用的戏院。大厅直通大门是观众们看戏的场所，现在作为大礼堂，是学校举办开学式、休业仪式、周会或任何集会，也是每天学生集散的场所。大厅上方没有天花板，屋梁、屋瓦清楚可见。

大厅前面建着占有大厅面积三分之二的楼房，右边有楼梯，拾级而上的第一间就是校长室，旁加一个小房子，楼梯尽处有小走廊，通向楼上四间课室。课室有落地长窗（小木门），面对大马路可引进阳光，空气流通。

步下走廊便是一个半圆形，有栏杆的大厅，可能就是从前的贵宾看台，现在是办公室，摆着十张办公桌椅，那就是校长、教务主任、五位班级教师、英文老师的办公座位。

楼下舞台是现在礼堂的讲台，开会时校长、老师上台训话，学生们排队站在大厅中聆听训示。礼堂右边是食堂，老板李高夫妇，一边摆卖糖果、面包、蛋糕、汽水，一边生着大火炉卖清汤或干的咖哩面、米粉、粿条，卖给学生当点心。

我一时觉得奇怪，中国的小学生每天在家里吃饱了上学，绝对不准学生买零食，纪律严明，初见本地小学生的生活情况，一时真也适应不过来。

我有时仔细观察，常见老板娘用手抓炭加旺炉火，随手在围裙上或裤脚旁擦擦炭灰，跟着又忙着抓米粉或面放进碗里，再加清汤或咖哩水卖给学生吃，我把所见向校长反映，希望校长知会食堂老板，要注意卫生，以免影响学生健康，可是校长一笑置之说：“见怪不怪，反正那么久以来没出过什么乱子。”言下之意，怪我这个“新客佬”多管闲事。往后我便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为是。

另有一个怪现象是楼上校长室、教室都以木板为墙，五、六年级的课室没有门，中间只隔门槛分界。一天，上音乐课时，科任黄老师手握藤鞭向左指挥，向右指挥打着拍子正在教唱《叹十声》：“烟花那女子叹罢那第一声……”

我感到很别扭，心想，也许有关二战时雄壮激昂的抗日歌曲没传到这里，但也有很多歌词富有教育意义、旋律优美的歌曲，如《我的家庭真可爱》、《小白船》、《踏雪寻梅》、《苏武牧羊》、《渔光曲》、《友谊万岁》等等是可以用作教材呀。

一个星期后，我又听到学生们在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些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不应作为歌曲教材。幸好在五、六年后，这类声音便绝迹了。

朱仰高校长是浙江人，满口浙江语音的普通话，开始大家都很不习惯，似懂非懂，但日子久了，学校师生、家长们都能听明白，也能沟通了。

朱校长平易近人，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为学生拔牙。当时当地并无牙医，能把疼痛难耐的蛀牙拔掉，学生与父母们无不感激不尽。

当地的民情纯朴，流行用职业类别称呼对方，如卖面嫂、豆芽婆、黄梨婆，开店的以店名称呼：“强中伯母”、“永美婶”、“平平嫂”等等，本校校长也得了个“拔牙校长”的雅号。

图说：各位，看到“强中伯母”和“强中女儿”了吗？提示：最右边两位。 左起陈南英老师（上官乃良老师的夫人）、亚燕、晓虹、余文光老师、李锡耀老师（已故）、小珍、兰香、莉莉及李秀霞副校长。

（待续）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二）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二）：
1945年二战结束，我15岁，初中毕业。
经过8年战乱，国家千疮百孔，一时进入无政府状态。抗日期间，我家乡广东省属于大后方，从未与敌军短兵相接，但却经常受到敌机投炸弹或低飞扫射的侵扰，不论是学生上课，农民耕作，一闻警报声响，都纷纷奔向“防空洞”避难，斯时农村经济破产，米珠薪桂，饿殍遍野，民生凋疲，村里许多在外地（南洋各地）经营的华侨家属，经济来源断绝，苦不堪言。
我家本来只靠几亩薄田维持生活，平时每月由在上海经商的父亲汇款来接济补充家用，由于战乱的关系，已经两年音讯全无，单靠母亲领导孩子们种田、垦荒、多种杂粮，以足温饱。况且弟妹还要上学，我当然无法继续升学了，于是终日困坐愁城。
后来，我投考县立海滨师范学校，并受聘于大埔县附城乡每一中心国民学校。（此部分从略）。
1950年杪远嫁马来亚柔佛州，本着“以身许教”的初衷，愿为教育输诚。适逢外子的四哥在拉美士县的中华小学担任教务主任，翌年，我便跟着他，受聘为该校教师。
当时英殖民政府统治马来亚，每天清晨、傍晚都实施戒严令，禁止居民的一切户外活动，尤其被划定“新村地区”居住的胶工们，早上出门割树胶必定要搜身。所有居民一起吃“大锅饭”（即政府雇用特有厨师，将按照住户人口缴交的米粮煮成饭，然后按时间，按份量发给人民食用），据说是防止人民接济马共的措施。
英军时常在晚上围剿马共，在学校篱笆外不远的胶园中驳火，枪声如放鞭炮，子弹爆发的火光清晰可见。我们只能躲在楼上宿舍的窗口偷偷观望；所谓“老兵怕枪、新兵怕炮”，枪战已是短兵相接，所以老兵害怕；炮声轰烈，所以新兵害怕。对于我们这些经受二战战火洗礼的人来说，倒也不觉得怎么可怕。
由于戒严行动不便，物质也很缺乏，日日青菜、豆腐，老师们生活相当清苦，一天，四哥往新山公干，回程时顺便到菜市场买了5公斤螃蟹，一心计算着晚餐用姜碎、青葱、蛋花炒一味香辣螃蟹，为同事们解馋“打牙祭”。不料他在巴士车上打瞌睡，沿途搭客上车下车来往不停，他的座位靠近车门，螃蟹又绑得不牢，不知什么时候偷偷溜走、爬走了，回到拉美士时，一提网袋，只见3、4只小蟹在挣扎着要爬出来，只好吩咐校工拿去煮汤算了。
那时的火车班次也不准时。记得那年除夕，中午放学，我和四哥一起回家过年。到了火车站，眼看火车尚未到来，便到车站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解解渴。没想到刚喝两口，“呜！呜！”，火车来了，连忙放下茶杯，赶到车站去，一到月台，火车“呜！呜！”又开走了。不禁为之气结，只得改搭德士回家。可是在家里等候我们的父母看见从拉美士下来的火车到站时看不见我们非常焦急，倚门倚闾地盼望，直到下午6时才回到家，真是罪过罪过。
拉美士中华学校的刘守潜校长和善敦厚，太太也很温柔可亲，夫妇均在学校执教，同事们都友爱和睦，合作愉快，可惜是年刘校长太太因产后失血过多逝世，次年（1952年）刘校长任聘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爱同学校”校长，四哥也被邀聘为教务主任，我因身怀六甲，父母不放心我离开家工作，不能随同他们前往新加坡，只得留在巴罗任教职。

（待续）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一）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一）：
1984年11月1日正式告老退休，离开服务35年的教育岗位。当时，心中起了个意念，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际遇、苦事、乐事、趣事、怪现象，全记录下来，既可暇时回味，又能与儿孙们分享，冀望后辈们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并发挥坚忍不拔的斗志。可是自1979年开始至2004年，我的17个内外孙相继出世，于是含饴弄孙，不亦乐乎！这件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1994年外子不幸罹患肾病，每星期需洗肾三次。每次洗肾，从装、卸洗肾机，洗后等候打针，长达6小时之久，每次我都随侍在侧。过后，又因洗肾引起的并发症，如眼生白膜、视力衰退、心脏衰落、胃出血等病况，我们不得不四处给他寻找有关专科医生治疗，就这样，时常进出医院，无时得暇，直至1999年2月8日外子逝世，使我伤痛莫名，心力交瘁。

嗣后我也百病丛生，与病魔搏斗。2003年7月23日更在吉隆坡班底医院动过“心脏血管绕道手术”，元气大伤，体力日渐衰弱。儿女们鼓励我锻炼、活动脑筋，以免退化、痴呆，于是不揣谫陋，写下了“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的回忆录。
说实在，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教育工作者。一生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建立新中国”、“马来亚英殖民统治”、“大马独立建国”的五个不同时代，各时代的社会背景，人民生活情况；思维倾向不同感受，在在都可记述。韶光易逝，数十年人事，瞬间已过。我如今白发皤然，夕阳迟暮，况且才疏学浅，记忆力尤差，当时情景，只能忆述于万一，聊当雪泥鸿爪，是为序。

（待续）

又见温柔委婉的谭赛云老师

我又见到温柔委婉的谭赛云老师了！
不是在玻璃市，而是在电邮箱里，哈！
说真的，最近有些气馁，只有一个人执笔，真不愿意把这里变作个人空间。今天查看电邮箱，居然大有斩获，看到老师依然美丽的容颜，仿佛又回到小学时期，重遇那个疼爱我们的谭老师。
谭老师夫妇远赴奥克兰出席女儿琬菱的毕业典礼，看看右图，那一刻，老师一定很开心～
以下是谭老师的来函。

亲爱的小珍：
我和家人刚从奥克兰回来。前晚浏览了你们的部落格，令我回味无穷。
岁月不留人，你们个个都成家立业了，有些同学的容貌我也不太认得了，但很庆幸能够知道你们及李秀霞副校长的近况。对于黄茂宽老师的往生，我也感到很惋惜。
现附上6张近期所拍摄的照片跟大家分享。
谭赛云老师
2009年5月20日


这是谭赛云老师的全家福。左起：谭老师丈夫的外甥及外甥媳、女儿（琬菱）、媳妇（林引舒）及孙女（睿宁）、儿子（瑜弘)、谭老师及丈夫陈友明先生。 谭老师说：这棵奇异果树于1950年栽种，刚巧与她同龄。奇异果树虽老了，但却果实累累，令人垂涎欲滴。

谭老师说：导游带领她们仨搭乘直升机到Fox Glacier冰川去寻幽探密。那儿的景色非常迷人，令人流连忘返。

这个脚踏车的天秤上，谭赛云老师和另一半乐也融融，两人仿佛又回到年轻的岁月。

谭赛云老师跟女儿琬菱的合照。琬菱确实有乃母之风。

差别待遇

俗话说，十根手指有长短。探访老师之行，揭发了微妙的差别待遇。
芩坦承没有随行的原因，是担心沦为听众，无法参与我们的话题。这层顾虑令她却步。
我是幸运的，由于成绩标青，小学时期万千宠爱集一身，李秀霞老师经常派我参加歌唱比赛，每次拿到第二名，小失望之际，李老师的先生，也就是州议员吴南生先生，一定会走到我面前说些鼓励的话，让我很感动。我知道那是李老师拜托他做的事，我立即提振了士气。
到了初中，上家政课时，那位唤作BABY的老师超爱把我的名字挂在口头，事事都要我帮手。有次女同学酸溜溜地对我说：一丁点小事也要叫你，不叫你的名字不行似的。
当然，过了那年，家政老师又换了另一位女学生的名字，我路过听见，也感到酸溜溜。女老师疼爱学生，可以疼到很出面的。
到BATU PAHAT念高中及先修班时，我开始尝到差别待遇的滋味，印象最深刻的是，男老师对我的态度。
应考SPM那年，我们有两位华文老师，一位原是巴罗中学的数学老师兼副校长A，不知何故被调往BATU PAHAT教华文，他有些失意，一见到我显得很高兴，每次华文考试，我都是最高分，尤其是作文。不过，另一位华文老师B对我的态度却有天渊之别。
我想我和B有些八字不合，他原是我们的地理老师，曾因为我身为学长没向他道早安而在班上训了我一顿，我不服气地反驳了几句，他更火上添油，破口大骂，我不得不低头认错，他才罢休。
后来，他担任我们的华文老师，有次一班同学涌到另一间课室上华文课，一时贪方便从后门进入，结果发现老师一早已经坐在课室里，铁青着脸盯紧我们。一群人犯错，结果是我一人挨骂。
后来，他开始派发练习簿，一个接一个将同学们的字体批评得一文不值，直到有一本，他细细欣赏、不断赞美，当他翻看首页并叫出名字时，我走了出去，他一脸错愕，沉默地再翻看簿子好几秒，才还给我。
后来，班上举行诗歌创作比赛，我们邀请两位华文老师当评审，结果A老师给我的两篇诗歌名列第一及第二，而B老师的评分却是倒数的第三及第四。最后，我的诗歌当然没入围啦。
同学们嘴里没说，私底下都认为是A老师偏爱我，总给我偏高的分数。直到SPM成绩放榜，一班同学聚在一起，有人问起我的华文科成绩：“有没有A2？”我摇摇头。他乐极了，认定考获A2的小马是最高分，而他的C3是排第二，正在击掌欢呼时，另一位同学好奇地追问，我竖起食指说：A1。那一刻，同学们的错愕，跟B老师当年的神情相似。
上了先修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了，我更因故气馁地把最得心应手的数学典当了。
那位数学老师一心想协助跟我同桌的留级女同学，每次教完正课，总是很关心地趋近问她：你会吗？哪里不明白？而坐在她身旁的我，却恍若隔重山，老师的视线永远不会移到我这边，脚步永远留在她那里。
我终于尝到了差别待遇的难受滋味了。那一年，我连翻阅数学课本的兴致也没有了。
而今，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女儿曾为关爱她的数学老师而努力，我在领取她的成绩册时，向那位老师直言，结果看到了一张惊喜万分的笑脸。
老师也许不知道自己对学生的魔力有多大。多一分关爱，就是学生迈前的一分推动力。
走过这一大段人生路，我很感谢过去关爱我的老师，对于令我气馁的，早已释怀。跟许多同学比起来，我幸福多了，也希望大家到了这个阶段，不要把学生时代的差别待遇看得太重，有些人与事，尽了心意就够了。
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尽一尽心意吧。

文：小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