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五）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五）

1965年担任巴罗华小副校长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学校为政府接受，易名为“巴罗国民型华文小学校”。学校行政一切依照政府规定的体制办事（全国小学得到统一的规划）算是进入了新的年代。
时至1965年，本校学生人数增至900名（当时政府规定，只要学生人数是750名便可升格为“A”型华文小学），以教育部实施的新指令，本校被定位“A”型学校，应设副校长一人取代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掌管学校内部校务，保留原有的上下午班主任予与协助，学校开是依照手续在报刊登征聘副校长启事，一时有十位教育界人士应征，反应相当不错，而我向来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大志，又与世无争的人对副校长一职不存染指之心，无奈承蒙郑文发副董事长再三登门要我出来应征新职，他不想与外埠人士打交通，又因我担任校务会议秘书多年，熟悉本构行政工作为由，我只得勉为其难发函应征，经过本校董事会及柔佛州华校陈玉锦督学的面试，结果中选受聘为巴罗国民型学校（A型）副校长。自1965年1月1日至1984年11月1日退休期间，同事合作愉快，师生打成一片。
1965年为建校10周年纪念，学校举办游艺恳亲会。新官上任总得有所表现，再加上我也是中高年级的音乐教师，于是便将以前在国内所参加过的一些文娱活动的资料，如歌咏队中的大合唱、二部合唱、轮唱、独唱；歌舞节目如扇舞、采茶扑蝶、凤阳花鼓、青春舞曲、蒙古舞、宫灯舞，以及现炒现卖的马来舞、歌剧有小放牛、哑子背疯、夫妇观灯；短剧有蔡顺采桑葚。
以三个月课余时间日夜训练，以上节目全部由我弹奏乐曲（除夫妻观灯和蔡顺采桑葚有原录音带配乐以外），并由符应老师帮忙录音以及表演时配合播放，还有“青春舞曲”、“凤阳花鼓”得到本埠青年促进会的铜乐队伴奏，营造了青春活泼、矫健有力的气氛。全校各班的音乐教师们也呈现了多姿多彩的节目，演出时间达2小时半，演出紧凑，绝少冷场。
游艺恳亲会在本埠民众大会堂演出，第一晚是彩排，优先招待学生家长。其实一切演出节目、舞台布置、灯光、布景、道具一如正式演出。第二晚招待各界来宾如县教育局官员、永平、居銮、占美、令金等地的学校同道。
这次演出得到黄茂宽老师设计全场演员的服装、道具，校友们缝制演员服装、符应都是及其邀前来义助演出的李先生负责舞台布置、布景、灯光设计效果非常优美，本埠美容院老板黄晓霞女士及电发院派来的美容师、本校全体女同事负责演员化妆。李竹影师负责保管，供应全部演员的服装、道具。本埠青年促进会会员义务帮忙全部演出时间更换节目时所需要的舞台布景、道具，动作敏捷无误，其功至大。
在全校学生、校友、朋友的通力合作之下，总算演出顺利成功。两晚的演出，民众大会堂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观众，在大会堂走廊围观支持，水泄不通，深获好评。
嗣后学校每隔一两年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运动会或小型恳亲会。

学校组织并训练制服团体
1975年吴铭富校长调任东甲启明学校，由陈金泰校长接任掌校，同年教育局谕令要组织并训练学生制服团体。于是“圣约翰救伤队”首先由本校体育都是成立，并请巴罗圣约翰救伤队队长黄家发协助教练。
接着“女幼童军”组成，全校分成4个分队，由孙美凤、蔡惠兰、林桂兰、谭宝玉4位老师负责训练，团体成立时恭请柔佛州女幼童军总监车惠珍女士前来监誓、颁发襟章，仪式简单而隆重。
军鼓乐队由陈金泰亲自组织教练，并请培智学校余开莹校长协助教练笛子吹奏。吴南生副董事长向居銮县政府申请拨款，购买军鼓乐队的全套乐器，如大鼓、小鼓、喇叭、笛子、铜、钹等，至此军鼓乐队正式成立。
军鼓乐队的指挥林秀明同学，别看她是一个女生，可是她穿起亮丽的制服，英风飒爽，指挥若定，口令宏亮，俨然有大将之风。训练有时颇见成绩，每逢校庆、运动会及特别庆典，出场表演队员们制服鲜明、士气昂扬、步伐整齐，各种乐器演奏节拍有序，尤其是队形变换，敏捷美观，引来很多村民围观、赞赏，深获好评。
此外尚有巡察团、英式女篮球队等，一时全校师生都活跃起来，日子过得风风火火蛮快乐的。
1972~1982年兼任巴罗中学华文教师
本区吴南生州议员为本埠两万多人口的新村民众的子女们免除到外埠（永平、居銮县）升中学读书的辛劳，也为家长们减轻教育子女的经费负担（新村家庭多为割胶工人），多年来向柔佛州政府、中央教育部申请拨地拨款兴建中学，1972年巴罗综合中学竣工开学了，恭请教育部长佐哈励莅临开幕剪彩。正如叶文进校长致词时所说：没有吴南生董事长多年辛勤奔走努力争取，就没有今天的“巴罗综合中学”。因此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以报答吴董事长对大家的期望和建校的功劳。
当时社会都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尤其是家庭收入不丰富的女孩子，小学毕业已算不错了，要再深造可是非份之想，如今本地有了中学，女孩子升中学的机会和愿望可以实现了，果然数年后参加MCE考试成绩优异的女学生获得师训，回到母校担任教职为母校服务，造就了不少教育界的英才。
巴罗综合中学开课以后须要聘请华文兼课老师。该中学距离我工作的小学相隔只有一箭之遥，而且我上课时间是上午班，而中学的华文课编在下午班，时间没有冲突；叶校长又盛意拳拳，我便应聘当中学华文兼课教师。

（**右上图说明：巴罗华小举行常年运动会，恭请本校州议员吴南生副董事长颁发奖杯予优胜者。左为陈金泰校长。）

（待续）

我和老师有个约会

那天是母親節前夕，我和珍踏“征途"時有點興奮，和之前一晚的沮喪加失望的心情比較有如天淵之別。
我們竟然是決定去拜訪李秀霞副校長之前一晚才知道她老人家已經不住在峇株巴轄，真是晴天霹靂！
幸好珍聯絡上李秀霞老師的女兒，然後經她的媳婦指點迷津後，我們決定走這一趟，不想老師滿懷的欣喜變成失望。
我和珍發揮新聞從業員找路找地方的"職業本能"，雙劍合壁，誰與爭鋒，不是狗屁，根本連找都不用找就直接抵達李副校長的家門口了。 我們按了門鈴，不久一位白髮蒼蒼的婦人在門口張望。我們立刻知道那是我們數十年不見的李秀霞老師。
老師也一眼就把我們認出來。
李老師髮是白了，但精神不錯，只是膝蓋有毛病，腳步有點蹣跚。
她說數年前動了心臟繞道手術，這幾年才好一點。我覺得以老師的年紀，已經是很難得了。
原來她在芙蓉渡過三個新年，峇株巴轄已經很少回去。問她還有回巴羅嗎，老師說：“巴羅的老家，燒掉囉。那一整排老店都燒光光了。”
就算要回巴羅探親友，沒有了家，那就不容易了。相信很多離鄉背井，在外頭落地生根的老同學也一樣吧，巴羅是距離他們越來越遙遠了。
李秀霞老師的孩子都長大成材，一些孫子也畢了業當了專業人士。 看到我們這兩個當年經常被她欽點去唱歌跳舞的小瓜已經成了別人的媽媽，她滿懷感慨。
我問老師為什麼當年有表演節目時總是選擇珍和我。她說：“因為妳們兩個很聰明呀！”
其實我當年也很願意啦，因為被老師叫去練習的時候，可以光明正大的蹺課。
珍說其實要感謝李老師當年的栽培，因為當年經常上台，我們兩個人長大後才有勇氣站在台上。
當年我們兩個人差不多逢學校有節目就會被叫去表演，有時連馬華公會的活動，我們兩個人也會調去充場面。老實說，我不太喜歡穿古裝，有點像丫環；珍更慘，她有時還要反串男生。當年我總會想：為什麼不讓我們扮仙女呢？仙女比較可愛吧。
所以在老師心目中，我們應該是定格在那個梳著兩個髮髻，穿著紅彤彤褲衫的小丫頭的片段吧。
老師和兒子媳婦都很客氣，把我們接去附近餐館吃飯，這是我們第一次和“母校之母”的母親節團圓飯哩。
臨分手前，我問老師有什麼話想對巴羅的同學說。 “祝你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前程似錦。” 老師想要帶給她的學生一連串的祝福，同學們，你們收到了嗎?

文：曉虹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四）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四）

超龄入学 亦师亦友

学校是当地商人、侨领和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创办的。教师由董事会聘请，薪金由董事会发给；学生学费由董事会收存，以及支配学校的一切行政费用。全校学生有180人，分五班上课，四、五、六年级各一班；二、三年级合一班，即采用复级制教学法，上课时一动一静，三年级作练习作业，二年级讲课文、读课文，依此轮替教学。一年级人数较多为一班。
六年级级任的待遇为170元，五年级级任为150元，而三、四年级的级任可得140元，一、二年级级任则为120元。学校右边有一块羽球场，那偌大的草场（当时没有羽球、乒乓等球类活动）是高年级上体育课作体操、环场跑步，以及低年级游戏课的场所。
当时学校没有政府制定的考查学生成绩的制度。本校一年分两学期制，上半年有中期考试及学期结束前考试一次；下半年亦然，一年总计考试四次。校舍因陋就简，一切设备缺乏，在这种情况之下，唯有尽心尽力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当时儿童入学没有年龄限制，尤其是居住在新村胶园的孩子，七、八岁时每天清早五点半就要跟父母到胶园去做工，在胶园打盹一个小时，待父母把树胶汁割出流到绑在树上的胶杯时，孩子们就赶快把杯里的胶汁倒进手提着的铅桶里去，这叫做“收胶杯”。那是一份不可缺少的工作，因此他（她）们的童年都在胶园中度过。
孩子们往往在十岁时才入学读书，而且父母们给孩子上学的目的只求他们学会计算每月割了多少斤胶汁，应得多少工资，不让雇主欺骗，也不知读书求知识、学技能，适应日益进步的生活环境，将来可以改善生活，更不了解读书也在学习做人的道理，修养优良的品德、立足社会的重要。
在我那六年级的班上就有多名十七、八岁的学生，他们刻苦耐劳、尊敬师长、守纪律，因为年龄大一点的关系，老师教学方法也能接受、理解，师生关系变得“亦师亦友”，和谐亲善。
我常在讲课有余的时间，为他们讲些《三国演义》的精彩片段，如：孔明借箭、空城计、三气周瑜、赵子龙单骑救阿斗等等，或每当节令时就讲一些有关的民俗的故事如：清明节纪念先人，慎终追远的意义；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中秋节纪念人民反抗元朝暴政的故事，还有孟母三迁其居教导孟子成为一代贤人、岳飞母亲为他背刺“精忠报国”以勉励他奋勇杀敌成为一代名将的故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钦佩老师的博学多才，不禁油然生出仰慕之心，同时也启发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慢慢地指导他们写日记，把平日所见所闻、有意义的事情连同自己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
距学校三十步之遥就是本埠邮政局，因此，我也教导他们学习写信（应用文之一种）格式，信的内容写法（乡区学生根本没有与人通信交往的经验）、信封的写法，（收信地址以学校地址作练习，用同学互相投寄的方法寄出）。第二天收到“来信”都很兴奋，纷纷前来报告，亲身经历倍感新鲜有趣，以后真能为父母写信与亲友互通讯息了。

一声勾沙 师生殴斗
后来慢慢教导他们写作，学习记叙文、说明文等体裁的文章，日子久了渐渐有了成绩，为了鼓励他们更加努力习作，学校在讲台对面的板壁上用彩色手工纸开辟了“学生园地”、“比一比”两个壁报栏。“学生园地”张贴学生优秀作文作品，“比一比”则用来公布各科考试成绩优异的考卷，作为同学的示范与鼓励，如此搞得兴兴头头，却为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当时我班上一名姓张的女学生，长得清纯秀丽、活泼可人，为英文教师黄君所喜爱，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之常情。师生日夕相对，情愫渐生，可是当时民风未开，男女拍拖恋爱的事情少见少闻。
一天，黄老师接近这名女生，亲自指导作业，态度亲昵，被旁边的男生窃笑，一声“勾沙”（福建话意谓调戏），引起满堂哄笑。黄老师恼羞成怒冲向前去，用教科书敲打该男生的头，而该男生也不甘示弱，举手阻挡，把教科书从窗口抛落大马路上。
黄老师怒不可遏地挥拳猛揍余姓男生头部，全班哗然，在办公室的李教务主任连忙上前劝说：“不可打老师！”，还上去参战（因为黄老师是董事长的公子，不知是否讨好他，还是真的劝架）。我闻讯赶到现场，三人才解开了纠缠。这时黄老师、李主任面红耳赤悻悻地走了，却见余生头青脸肿，放学回家后，该生家长心痛儿子被打伤，便带他去警察局投诉报案。
这样一来事情闹大，被传开了。于是董事部与校务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所发生的事情，黄董事长主张立刻开除目无尊长、殴打老师、品行顽劣的学生，身为级任的我建议记该生“大过”一次，要该生家长自动到警察局去销案及写悔过书，亲自向黄老师认错赔罪，给他一个机会，因为该生只差三、四个月就将高小毕业了，在50年代这种学历可帮助他找一份工作，无奈人微言轻，结果余生还是被开除了。

险被扣莫须有罪名
两年后，听说该生中了“福利彩票”头奖，一家人迁离巴罗到吉隆坡经商发展去了，此是后话。至于张姓女生毕业后嫁给一位警察，调任新山工作去了。事后黄老师感到教书乏味辞职不干，襄助父亲经商管理业务去了。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柔佛州华校督学熊嘉宾特召朱仰高校长前去问话以了解真相。朱校长是个懦弱怕事不敢承担责任的人，在州督学面前告了我一状，说我失责没能管教好学生以致闹出事来，又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危险份子，有共产党思想倾向。一来学校任教职就教学生出版“大字报”和组织班会，这是本校前所未有的事，幸好熊督学与我四哥稔熟，明白我的家庭背景，当时便劝谕朱校长不可乱加“罪名”于我，出版壁报、组织班会是级任老师处理班务的正常做法是好事情，从此总算解决了一场风波。
事后风闻董事会次年（1953年）将解雇我（不再续聘），因此引起我申请正式教师的动机。趁着假期之便，我将师范毕业文凭和任教职的经历，写了一份履历表，呈交州教育局申请注册为正式教师。出乎意料之外，两个星期后，正式教师证批准发下来了，其实“海师”毕业的同学很多在星、马担任教职，教育局认同我的资格，很快批发下来，真是因祸得福，羡煞了申请多年仍未得偿所愿的同事们。
1953年我又高高兴兴地回到平民学校任教（我的家在巴罗，我不想离开它）。没想到往后三十多年，至1984年11月1日退休，我一直为巴罗学校服务。

图说：1962年巴罗学校校庆日举办“手工艺展览会”。右起朱仰高校长、仲燕华师、李竹影师和李秀霞师。

（待续）

记得当年年纪小

图说：看到我的笑容，就能理解跟谭赛云老师合照是多么幸福的事～

图说：个子矮小的我排在最前头，后面是莉莉和亚燕，接着是谭赛云老师和谭老师的师训班同学陈爱庄老师（余文光老师的夫人）。不知是哪位摄影师的好主意，让我们拍出这张“梯级图”。

谭赛云老师看到了李秀霞副校长的回忆录，又兴致勃勃地电邮了两张照片给我。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多年来似乎不曾消减，知道我前阵子病了，也不忘在电邮里嘘寒问暖。

我早已不记得旧照片收到哪里了，在谭老师的照片里看到当年青涩的自己，不禁失笑。

犹记得农历年初一跟老同学重逢时，有人提及我当年的“标志”－－辫子，我开玩笑回说，明年老同学聚会，我会绑辫子跟大家见面。其实，辫子对我而言，就像名字一样，是意义非凡的，因为辫子代表婆婆对我的疼惜，而我的名字则包含了爸爸的爱。

初入学时，是婆婆替我绑的辫子，很细致很整齐，我每天都端端正正地上学；后来学会自己绑了，却远远不及婆婆的手艺，不过，一天不绑辫子，就会觉得头发很乱。直到高中离家念书，不在婆婆及家人视线范围内，我才开始更换发型。

说到名字有个“小”字，在我踏入社会之后，曾经令我困扰。两个妹妹先后将“小”字改为“晓”或“筱”，我却没有这么做，到了今天，连女儿也不赞成我改名字，因为“那是外公取的”。女儿的个性跟我很相似，一句话说中我的心事。

爸爸原本对我寄于厚望，我却让他失望了。这么多年来，任由他人嘲笑，我也不想把名字改掉，因为这一生唯一能让爸爸作主的，也只有这三个字了。

小就小嘛，反正见到我的人都会说：人如其名。

我就是这么土，就是这么执着。这么多年，没有改变，也不打算改变。

（珍）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三）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三）

1952年受聘于巴罗平民学校

平民学校坐落于巴罗火车站对面相隔十丈之遥的小山坡上，门前大马路是占美、圣德巴罗园丘居民通往巴罗街市的大道。从马路走上十级石阶进入学校大门，迎面一个大厅，厅中有个五尺高的大舞台，原来学校从前是村民们每年酬神演戏用的戏院。大厅直通大门是观众们看戏的场所，现在作为大礼堂，是学校举办开学式、休业仪式、周会或任何集会，也是每天学生集散的场所。大厅上方没有天花板，屋梁、屋瓦清楚可见。

大厅前面建着占有大厅面积三分之二的楼房，右边有楼梯，拾级而上的第一间就是校长室，旁加一个小房子，楼梯尽处有小走廊，通向楼上四间课室。课室有落地长窗（小木门），面对大马路可引进阳光，空气流通。

步下走廊便是一个半圆形，有栏杆的大厅，可能就是从前的贵宾看台，现在是办公室，摆着十张办公桌椅，那就是校长、教务主任、五位班级教师、英文老师的办公座位。

楼下舞台是现在礼堂的讲台，开会时校长、老师上台训话，学生们排队站在大厅中聆听训示。礼堂右边是食堂，老板李高夫妇，一边摆卖糖果、面包、蛋糕、汽水，一边生着大火炉卖清汤或干的咖哩面、米粉、粿条，卖给学生当点心。

我一时觉得奇怪，中国的小学生每天在家里吃饱了上学，绝对不准学生买零食，纪律严明，初见本地小学生的生活情况，一时真也适应不过来。

我有时仔细观察，常见老板娘用手抓炭加旺炉火，随手在围裙上或裤脚旁擦擦炭灰，跟着又忙着抓米粉或面放进碗里，再加清汤或咖哩水卖给学生吃，我把所见向校长反映，希望校长知会食堂老板，要注意卫生，以免影响学生健康，可是校长一笑置之说：“见怪不怪，反正那么久以来没出过什么乱子。”言下之意，怪我这个“新客佬”多管闲事。往后我便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为是。

另有一个怪现象是楼上校长室、教室都以木板为墙，五、六年级的课室没有门，中间只隔门槛分界。一天，上音乐课时，科任黄老师手握藤鞭向左指挥，向右指挥打着拍子正在教唱《叹十声》：“烟花那女子叹罢那第一声……”

我感到很别扭，心想，也许有关二战时雄壮激昂的抗日歌曲没传到这里，但也有很多歌词富有教育意义、旋律优美的歌曲，如《我的家庭真可爱》、《小白船》、《踏雪寻梅》、《苏武牧羊》、《渔光曲》、《友谊万岁》等等是可以用作教材呀。

一个星期后，我又听到学生们在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些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不应作为歌曲教材。幸好在五、六年后，这类声音便绝迹了。

朱仰高校长是浙江人，满口浙江语音的普通话，开始大家都很不习惯，似懂非懂，但日子久了，学校师生、家长们都能听明白，也能沟通了。

朱校长平易近人，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为学生拔牙。当时当地并无牙医，能把疼痛难耐的蛀牙拔掉，学生与父母们无不感激不尽。

当地的民情纯朴，流行用职业类别称呼对方，如卖面嫂、豆芽婆、黄梨婆，开店的以店名称呼：“强中伯母”、“永美婶”、“平平嫂”等等，本校校长也得了个“拔牙校长”的雅号。

图说：各位，看到“强中伯母”和“强中女儿”了吗？提示：最右边两位。 左起陈南英老师（上官乃良老师的夫人）、亚燕、晓虹、余文光老师、李锡耀老师（已故）、小珍、兰香、莉莉及李秀霞副校长。

（待续）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二）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二）：
1945年二战结束，我15岁，初中毕业。
经过8年战乱，国家千疮百孔，一时进入无政府状态。抗日期间，我家乡广东省属于大后方，从未与敌军短兵相接，但却经常受到敌机投炸弹或低飞扫射的侵扰，不论是学生上课，农民耕作，一闻警报声响，都纷纷奔向“防空洞”避难，斯时农村经济破产，米珠薪桂，饿殍遍野，民生凋疲，村里许多在外地（南洋各地）经营的华侨家属，经济来源断绝，苦不堪言。
我家本来只靠几亩薄田维持生活，平时每月由在上海经商的父亲汇款来接济补充家用，由于战乱的关系，已经两年音讯全无，单靠母亲领导孩子们种田、垦荒、多种杂粮，以足温饱。况且弟妹还要上学，我当然无法继续升学了，于是终日困坐愁城。
后来，我投考县立海滨师范学校，并受聘于大埔县附城乡每一中心国民学校。（此部分从略）。
1950年杪远嫁马来亚柔佛州，本着“以身许教”的初衷，愿为教育输诚。适逢外子的四哥在拉美士县的中华小学担任教务主任，翌年，我便跟着他，受聘为该校教师。
当时英殖民政府统治马来亚，每天清晨、傍晚都实施戒严令，禁止居民的一切户外活动，尤其被划定“新村地区”居住的胶工们，早上出门割树胶必定要搜身。所有居民一起吃“大锅饭”（即政府雇用特有厨师，将按照住户人口缴交的米粮煮成饭，然后按时间，按份量发给人民食用），据说是防止人民接济马共的措施。
英军时常在晚上围剿马共，在学校篱笆外不远的胶园中驳火，枪声如放鞭炮，子弹爆发的火光清晰可见。我们只能躲在楼上宿舍的窗口偷偷观望；所谓“老兵怕枪、新兵怕炮”，枪战已是短兵相接，所以老兵害怕；炮声轰烈，所以新兵害怕。对于我们这些经受二战战火洗礼的人来说，倒也不觉得怎么可怕。
由于戒严行动不便，物质也很缺乏，日日青菜、豆腐，老师们生活相当清苦，一天，四哥往新山公干，回程时顺便到菜市场买了5公斤螃蟹，一心计算着晚餐用姜碎、青葱、蛋花炒一味香辣螃蟹，为同事们解馋“打牙祭”。不料他在巴士车上打瞌睡，沿途搭客上车下车来往不停，他的座位靠近车门，螃蟹又绑得不牢，不知什么时候偷偷溜走、爬走了，回到拉美士时，一提网袋，只见3、4只小蟹在挣扎着要爬出来，只好吩咐校工拿去煮汤算了。
那时的火车班次也不准时。记得那年除夕，中午放学，我和四哥一起回家过年。到了火车站，眼看火车尚未到来，便到车站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解解渴。没想到刚喝两口，“呜！呜！”，火车来了，连忙放下茶杯，赶到车站去，一到月台，火车“呜！呜！”又开走了。不禁为之气结，只得改搭德士回家。可是在家里等候我们的父母看见从拉美士下来的火车到站时看不见我们非常焦急，倚门倚闾地盼望，直到下午6时才回到家，真是罪过罪过。
拉美士中华学校的刘守潜校长和善敦厚，太太也很温柔可亲，夫妇均在学校执教，同事们都友爱和睦，合作愉快，可惜是年刘校长太太因产后失血过多逝世，次年（1952年）刘校长任聘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爱同学校”校长，四哥也被邀聘为教务主任，我因身怀六甲，父母不放心我离开家工作，不能随同他们前往新加坡，只得留在巴罗任教职。

（待续）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一）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一）：
1984年11月1日正式告老退休，离开服务35年的教育岗位。当时，心中起了个意念，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际遇、苦事、乐事、趣事、怪现象，全记录下来，既可暇时回味，又能与儿孙们分享，冀望后辈们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并发挥坚忍不拔的斗志。可是自1979年开始至2004年，我的17个内外孙相继出世，于是含饴弄孙，不亦乐乎！这件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1994年外子不幸罹患肾病，每星期需洗肾三次。每次洗肾，从装、卸洗肾机，洗后等候打针，长达6小时之久，每次我都随侍在侧。过后，又因洗肾引起的并发症，如眼生白膜、视力衰退、心脏衰落、胃出血等病况，我们不得不四处给他寻找有关专科医生治疗，就这样，时常进出医院，无时得暇，直至1999年2月8日外子逝世，使我伤痛莫名，心力交瘁。

嗣后我也百病丛生，与病魔搏斗。2003年7月23日更在吉隆坡班底医院动过“心脏血管绕道手术”，元气大伤，体力日渐衰弱。儿女们鼓励我锻炼、活动脑筋，以免退化、痴呆，于是不揣谫陋，写下了“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的回忆录。
说实在，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教育工作者。一生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建立新中国”、“马来亚英殖民统治”、“大马独立建国”的五个不同时代，各时代的社会背景，人民生活情况；思维倾向不同感受，在在都可记述。韶光易逝，数十年人事，瞬间已过。我如今白发皤然，夕阳迟暮，况且才疏学浅，记忆力尤差，当时情景，只能忆述于万一，聊当雪泥鸿爪，是为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