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9, 2009

记忆中的老师们

珍要我写“我最敬爱的老師和我最痛恨的老師”。我开始在想,到底谁是我最敬爱的老師呢?我最痛恨的老師又是谁呢?
说实在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那些最敬爱的和最痛恨的老師,都已经是回忆了。最重要的是那些还留在我记忆中的老師们。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已故黃茂寬老師。言之有理而从不偏爱于一方、待人和蔼可亲的他,在上课时认真的很,偶尔也露出幽默的一面,逗得学生们哄堂大笑呢!
黄老师任劳任怨的教学态度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总是把枯燥乏味的课业表达得津津有味, 让我们艰难的学习变得易如反掌。相信班上许多同学都会赞成我的看法吧!
另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师就是余文光老师了。虽然我已记不起余老师当年教我们什么科目,但我记得他为人和蔼可亲,还很疼爱我。我深信他仍然对我有少许的印象,所以前几天就当机立断,向吴俐溧同学拿了余老师的电话号码。果然在我预料之中,老师真的是对我以往的事情还记得很多。我们尽情地谈了整整二十分钟,重提了许多陈年旧事。
让我更惊喜的是,老师还记得我的老家在哪里,也问我是否还会说我的方言“广东话”。老师也提到他是虹以前的邻居和珍寄贺年卡给他而寄错地址一事,还问起珍是否还会说潮州话等等……
我非常开心,因为余文光老师依然记得我。不用说,已故的黃茂寬老師肯定也会记得,因为我时常上虹的家吃粥,还和老師一起吃。何况虹也曾经告诉过我,黃老師记得所有他教过的学生,这是最令我佩服和感到高兴的事。

文:愫芩

零星的记忆

看到虹和芩对李秀霞副校长回忆录的回应,内心是欣慰的,更开心的是,谭赛云老师发了电邮给我,提醒我两个险被遗忘的女老师名字,即陈爱庄老师(余文光老师夫人)和陈南英老师(上官乃良老师夫人)。
在《记得当年年纪小》一文里的“梯级图”,排在最后那位最高的,是谭赛云老师的师训班同学陈爱庄老师。我没猜错的话,当年是谭老师撮合了陈爱庄老师和余文光老师。
说起来,我跟陈爱庄老师有过很短的同事缘。当时我考完STPM,学其他人申请临教,结果很快接到通知前往圣德华小执教,在那里跟陈老师成为同事。
从巴罗到圣德的园丘路逢雨就一片泥泞,有次巴士有故障,我们只好自行骑电单车到学校去。当时是我载着陈老师,战战兢兢地驰骋在很潮湿很滑的红泥路上,其中有段路很陡很险,电单车有些吃力,陈老师立即下车步行,过了那小段路再上车。
我在圣德华小执教仅一两个月,用电单车载陈老师也只有一星期左右,这一小段记忆,陈老师是否还会记得呢?
李秀霞副校长的回忆录,肯定勾起了大家零零星星的记忆,谭老师为我补充的两个名字,也显示谭老师正重拾在巴罗华小的记忆,希望很快就可以读到老师脑海里属于巴罗华小的温馨点滴。
期待您,谭老师。

Wednesday, May 27, 2009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完结篇)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图说:1963年带领巴罗学校六年级毕业班学生到吉隆坡旅行,与部分学生留影。左为甘乃中师,中为李秀霞师。


系列之(六)完结篇
家长投诉事件
六七十年代尚未有学前教育(幼儿班)的设施,一年级学生初来上学多由母亲携带前来,也有在孩子身边伴读一个学期之久,母亲要离开学校,孩子哭闹纠缠不休,要求我鞭打孩子。我说:我和老师都要耐心哄劝孩子,不能打骂惊吓,否则孩子更惧怕,不敢上学。
这是家长要求老师打骂孩子让他就范的例子,这些没有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纯朴天真,为老师们带来了很多麻烦。问他叫什么名字,“叫亚狗”、“叫查某”;爸爸叫什么名字,“叫阿爸”,诸如此类,不胜其烦。我建议级任老师用马尼拉卡做成“小徽章”,当父母带孩子上学时,问明姓名写在卡片上,为学生扣在校服胸前,也让科任识别,还让家长每天为孩子扣上“徽章”上学,如此过了两三个星期才算“功德圆满”。
对老师处罚学生引至家长投诉事件常有发生,比较典型的有下列三件:
(一)
五年级刘姓学生父亲带着儿子拿着藤鞭冲进开学典礼会场,当着校长、老师和全体学生面前,一面吼叫“你们看看这成绩满江红(意思是全部考试学科都不及格)!今天看我非打死你不可!……”,一面又鞭打着孩子,我连忙上前劝开家长,把他请到校长室,告诉他:你这种教子方法是不对的。孩子成绩差不该埋怨校长、老师,同一班学生成绩有的优异、有的差劣;可是老师却同样不分彼此的教导他们,有些学生天资聪敏又肯用功读书,成绩便有差别;平时家长应该多关心孩子在校外在家里的活动,多鼓励、多严加督导孩子的功课是否了解领会,作业是否做完做好,孩子的学业成绩自然进步;现在你一时冲动当众鞭打他,反而失去他的自尊心,变得自暴自弃,希望你息怒。
最后,他接纳我的意见,有了下台阶,便悻悻地走了。
(二)
一天中午放学后,教师正在进午餐,一名张姓家长怒气冲冲走进学校,边走边骂“你们先生会肚饿,我的儿子肚子就不会饿吗?岂有此理!真不是人!是畜生!”我听到了立刻上前了解情况。
原来他在本校上午班读三年级的儿子被科任老师“关学”,叫他熟读马来文课文,因为好几次测验只得10分。
平心而论,这个孩子听话,不多事不惹事,品行还好,可能天资太差,又缺乏辅导才造成成绩太差。我对前来“闹学”的家长说:你孩子考试太差,老师才关心他而“关学”。叫他读书、背书是一番好意,到了一定时间肯定会放他回家,(该生家离学校很近,三几分钟可到),你这样不问情由,侮辱老师会使老师灰心,以后不管孩子是勤是惰是好是坏,谁肯花精神在课外加以辅导。我立刻放该生回家,可是他不敢离座,只得请科任官老师来放他回家。
(三)
一天傍晚,住在新村的罗老太怒容满面,带着外甥来学校投诉,我先把她引进校长室,她抹着泪痕一直诉说;那个没有天良狠毒的老师把我外甥打成这样。
她一面除下孩子的裤子指着屁股两片瘀青红肿,一面接着说:他今天回家后站着吃饭、做事、看东西,后来扑倒在床上雪雪呼痛,我才发现他屁股受伤如此严重。我带他看医生证明是打伤的,他才说出是被教英文的陈老师打伤的。
我的儿子是星洲日报记者,他气愤地要把事件发表在报章上,警戒一般对学生施暴的老师。我首先同情家长的感受,承认老师的处罚不当,但也维护老师的尊严,分析事理给她听,老师与学生没有仇恨,只有关怀与爱心,所谓“恨铁不成钢”、“爱之愈深、责之愈切”。虽然处罚不当,失手打伤孩子,但出于好意,希望学生努力上进,相信你也不愿有“上课教书。下课后不管学生学习态度。是否把功课做好,学生成绩有无进步”的老师。总之陈老师有错,念在她的出发点是好意,希望罗老太大事化小,为了息事宁人,我要陈老师到你府上向你道歉(但不让其他任何人在场,以免失去老师的尊严引来反效果),并助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不愉快的事情,陈老师也听从我的调解,消弭了一场“家长闹学”的风波。

1984年退休正式告别杏坛
1984年11月1日正式退休告别杏坛,综观35年教学生涯,虽不多姿多彩,也曾遍历艰辛,总算全始全终、坚忍不拔地走过来了。
时代的进步日新月异,有谓“国家兴衰之命运,系于教育事业的成败”,我国千千万万不计名利,不辞劳苦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继往开来,任重道远,为卓育造就“德、智、体、群、美”五育具备,身心健全的国家精英,为缔造和谐安宁、幸福社会、繁荣富强的国家作出伟大的贡献。


后记:
2002年秋,历任巴罗华文小学数十年董事的洪金池老先生逝世,特地前往吊唁,顺便到学校去看看,只见前校舍后面双层新教室,新大礼堂巍然耸立。政府的斥资、民众的热烈支持,学校得以不断发展,真是可喜可贺。
一批学成返校服务的学生竞相前来握手问候,畅叙阔别多年之情,只有一些小学生凝视着我,笑问身旁的老师:她是谁?“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副校长。”
我走进从前讲学的教室,手抚黑板、讲台、学生桌椅,悠然神往,从前与学生们共同教学生活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如今竟当得一个“老”字,真是岁月不饶人,感慨万千。
眼见莘莘学子享受现代化情景不胜依依,不禁为他们光明幸福的前途祝福,也为三十多年来对教育的热爱和执着的我感到无限欣慰。爱志数言藉留雪泥鸿爪以供回忆与自娱。
2007年9月19日整理/订正于芙蓉

(全文完)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五)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五)
1965年担任巴罗华小副校长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学校为政府接受,易名为“巴罗国民型华文小学校”。学校行政一切依照政府规定的体制办事(全国小学得到统一的规划)算是进入了新的年代。
时至1965年,本校学生人数增至900名(当时政府规定,只要学生人数是750名便可升格为“A”型华文小学),以教育部实施的新指令,本校被定位“A”型学校,应设副校长一人取代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掌管学校内部校务,保留原有的上下午班主任予与协助,学校开是依照手续在报刊登征聘副校长启事,一时有十位教育界人士应征,反应相当不错,而我向来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大志,又与世无争的人对副校长一职不存染指之心,无奈承蒙郑文发副董事长再三登门要我出来应征新职,他不想与外埠人士打交通,又因我担任校务会议秘书多年,熟悉本构行政工作为由,我只得勉为其难发函应征,经过本校董事会及柔佛州华校陈玉锦督学的面试,结果中选受聘为巴罗国民型学校(A型)副校长。自1965年1月1日至1984年11月1日退休期间,同事合作愉快,师生打成一片。
1965年为建校10周年纪念,学校举办游艺恳亲会。新官上任总得有所表现,再加上我也是中高年级的音乐教师,于是便将以前在国内所参加过的一些文娱活动的资料,如歌咏队中的大合唱、二部合唱、轮唱、独唱;歌舞节目如扇舞、采茶扑蝶、凤阳花鼓、青春舞曲、蒙古舞、宫灯舞,以及现炒现卖的马来舞、歌剧有小放牛、哑子背疯、夫妇观灯;短剧有蔡顺采桑葚。
以三个月课余时间日夜训练,以上节目全部由我弹奏乐曲(除夫妻观灯和蔡顺采桑葚有原录音带配乐以外),并由符应老师帮忙录音以及表演时配合播放,还有“青春舞曲”、“凤阳花鼓”得到本埠青年促进会的铜乐队伴奏,营造了青春活泼、矫健有力的气氛。全校各班的音乐教师们也呈现了多姿多彩的节目,演出时间达2小时半,演出紧凑,绝少冷场。
游艺恳亲会在本埠民众大会堂演出,第一晚是彩排,优先招待学生家长。其实一切演出节目、舞台布置、灯光、布景、道具一如正式演出。第二晚招待各界来宾如县教育局官员、永平、居銮、占美、令金等地的学校同道。
这次演出得到黄茂宽老师设计全场演员的服装、道具,校友们缝制演员服装、符应都是及其邀前来义助演出的李先生负责舞台布置、布景、灯光设计效果非常优美,本埠美容院老板黄晓霞女士及电发院派来的美容师、本校全体女同事负责演员化妆。李竹影师负责保管,供应全部演员的服装、道具。本埠青年促进会会员义务帮忙全部演出时间更换节目时所需要的舞台布景、道具,动作敏捷无误,其功至大。
在全校学生、校友、朋友的通力合作之下,总算演出顺利成功。两晚的演出,民众大会堂内座无虚席,还有许多观众,在大会堂走廊围观支持,水泄不通,深获好评。
嗣后学校每隔一两年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运动会或小型恳亲会。
学校组织并训练制服团体
1975年吴铭富校长调任东甲启明学校,由陈金泰校长接任掌校,同年教育局谕令要组织并训练学生制服团体。于是“圣约翰救伤队”首先由本校体育都是成立,并请巴罗圣约翰救伤队队长黄家发协助教练。
接着“女幼童军”组成,全校分成4个分队,由孙美凤、蔡惠兰、林桂兰、谭宝玉4位老师负责训练,团体成立时恭请柔佛州女幼童军总监车惠珍女士前来监誓、颁发襟章,仪式简单而隆重。
军鼓乐队由陈金泰亲自组织教练,并请培智学校余开莹校长协助教练笛子吹奏。吴南生副董事长向居銮县政府申请拨款,购买军鼓乐队的全套乐器,如大鼓、小鼓、喇叭、笛子、铜、钹等,至此军鼓乐队正式成立。
军鼓乐队的指挥林秀明同学,别看她是一个女生,可是她穿起亮丽的制服,英风飒爽,指挥若定,口令宏亮,俨然有大将之风。训练有时颇见成绩,每逢校庆、运动会及特别庆典,出场表演队员们制服鲜明、士气昂扬、步伐整齐,各种乐器演奏节拍有序,尤其是队形变换,敏捷美观,引来很多村民围观、赞赏,深获好评。
此外尚有巡察团、英式女篮球队等,一时全校师生都活跃起来,日子过得风风火火蛮快乐的。
1972~1982年兼任巴罗中学华文教师
本区吴南生州议员为本埠两万多人口的新村民众的子女们免除到外埠(永平、居銮县)升中学读书的辛劳,也为家长们减轻教育子女的经费负担(新村家庭多为割胶工人),多年来向柔佛州政府、中央教育部申请拨地拨款兴建中学,1972年巴罗综合中学竣工开学了,恭请教育部长佐哈励莅临开幕剪彩。正如叶文进校长致词时所说:没有吴南生董事长多年辛勤奔走努力争取,就没有今天的“巴罗综合中学”。因此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以报答吴董事长对大家的期望和建校的功劳。
当时社会都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尤其是家庭收入不丰富的女孩子,小学毕业已算不错了,要再深造可是非份之想,如今本地有了中学,女孩子升中学的机会和愿望可以实现了,果然数年后参加MCE考试成绩优异的女学生获得师训,回到母校担任教职为母校服务,造就了不少教育界的英才。
巴罗综合中学开课以后须要聘请华文兼课老师。该中学距离我工作的小学相隔只有一箭之遥,而且我上课时间是上午班,而中学的华文课编在下午班,时间没有冲突;叶校长又盛意拳拳,我便应聘当中学华文兼课教师。
(**右上图说明:巴罗华小举行常年运动会,恭请本校州议员吴南生副董事长颁发奖杯予优胜者。左为陈金泰校长。)

(待续)

我和老师有个约会







那天是母親節前夕,我和珍踏“征途"時有點興奮,和之前一晚的沮喪加失望的心情比較有如天淵之別。
我們竟然是決定去拜訪李秀霞副校長之前一晚才知道她老人家已經不住在峇株巴轄,真是晴天霹靂!
幸好珍聯絡上李秀霞老師的女兒,然後經她的媳婦指點迷津後,我們決定走這一趟,不想老師滿懷的欣喜變成失望。
我和珍發揮新聞從業員找路找地方的"職業本能",雙劍合壁,誰與爭鋒,不是狗屁,根本連找都不用找就直接抵達李副校長的家門口了。 我們按了門鈴,不久一位白髮蒼蒼的婦人在門口張望。我們立刻知道那是我們數十年不見的李秀霞老師。
老師也一眼就把我們認出來。
李老師髮是白了,但精神不錯,只是膝蓋有毛病,腳步有點蹣跚。
她說數年前動了心臟繞道手術,這幾年才好一點。我覺得以老師的年紀,已經是很難得了。
原來她在芙蓉渡過三個新年,峇株巴轄已經很少回去。問她還有回巴羅嗎,老師說:“巴羅的老家,燒掉囉。那一整排老店都燒光光了。”
就算要回巴羅探親友,沒有了家,那就不容易了。相信很多離鄉背井,在外頭落地生根的老同學也一樣吧,巴羅是距離他們越來越遙遠了。
李秀霞老師的孩子都長大成材,一些孫子也畢了業當了專業人士。 看到我們這兩個當年經常被她欽點去唱歌跳舞的小瓜已經成了別人的媽媽,她滿懷感慨。
我問老師為什麼當年有表演節目時總是選擇珍和我。她說:“因為妳們兩個很聰明呀!”
其實我當年也很願意啦,因為被老師叫去練習的時候,可以光明正大的蹺課。
珍說其實要感謝李老師當年的栽培,因為當年經常上台,我們兩個人長大後才有勇氣站在台上。
當年我們兩個人差不多逢學校有節目就會被叫去表演,有時連馬華公會的活動,我們兩個人也會調去充場面。老實說,我不太喜歡穿古裝,有點像丫環;珍更慘,她有時還要反串男生。當年我總會想:為什麼不讓我們扮仙女呢?仙女比較可愛吧。
所以在老師心目中,我們應該是定格在那個梳著兩個髮髻,穿著紅彤彤褲衫的小丫頭的片段吧。
老師和兒子媳婦都很客氣,把我們接去附近餐館吃飯,這是我們第一次和“母校之母”的母親節團圓飯哩。
臨分手前,我問老師有什麼話想對巴羅的同學說。 “祝你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前程似錦。” 老師想要帶給她的學生一連串的祝福,同學們,你們收到了嗎?

文:曉虹

Monday, May 25, 2009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四)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四)

超龄入学 亦师亦友

学校是当地商人、侨领和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创办的。教师由董事会聘请,薪金由董事会发给;学生学费由董事会收存,以及支配学校的一切行政费用。全校学生有180人,分五班上课,四、五、六年级各一班;二、三年级合一班,即采用复级制教学法,上课时一动一静,三年级作练习作业,二年级讲课文、读课文,依此轮替教学。一年级人数较多为一班。
六年级级任的待遇为170元,五年级级任为150元,而三、四年级的级任可得140元,一、二年级级任则为120元。学校右边有一块羽球场,那偌大的草场(当时没有羽球、乒乓等球类活动)是高年级上体育课作体操、环场跑步,以及低年级游戏课的场所。
当时学校没有政府制定的考查学生成绩的制度。本校一年分两学期制,上半年有中期考试及学期结束前考试一次;下半年亦然,一年总计考试四次。校舍因陋就简,一切设备缺乏,在这种情况之下,唯有尽心尽力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当时儿童入学没有年龄限制,尤其是居住在新村胶园的孩子,七、八岁时每天清早五点半就要跟父母到胶园去做工,在胶园打盹一个小时,待父母把树胶汁割出流到绑在树上的胶杯时,孩子们就赶快把杯里的胶汁倒进手提着的铅桶里去,这叫做“收胶杯”。那是一份不可缺少的工作,因此他(她)们的童年都在胶园中度过。
孩子们往往在十岁时才入学读书,而且父母们给孩子上学的目的只求他们学会计算每月割了多少斤胶汁,应得多少工资,不让雇主欺骗,也不知读书求知识、学技能,适应日益进步的生活环境,将来可以改善生活,更不了解读书也在学习做人的道理,修养优良的品德、立足社会的重要。
在我那六年级的班上就有多名十七、八岁的学生,他们刻苦耐劳、尊敬师长、守纪律,因为年龄大一点的关系,老师教学方法也能接受、理解,师生关系变得“亦师亦友”,和谐亲善。
我常在讲课有余的时间,为他们讲些《三国演义》的精彩片段,如:孔明借箭、空城计、三气周瑜、赵子龙单骑救阿斗等等,或每当节令时就讲一些有关的民俗的故事如:清明节纪念先人,慎终追远的意义;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中秋节纪念人民反抗元朝暴政的故事,还有孟母三迁其居教导孟子成为一代贤人、岳飞母亲为他背刺“精忠报国”以勉励他奋勇杀敌成为一代名将的故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钦佩老师的博学多才,不禁油然生出仰慕之心,同时也启发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慢慢地指导他们写日记,把平日所见所闻、有意义的事情连同自己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
距学校三十步之遥就是本埠邮政局,因此,我也教导他们学习写信(应用文之一种)格式,信的内容写法(乡区学生根本没有与人通信交往的经验)、信封的写法,(收信地址以学校地址作练习,用同学互相投寄的方法寄出)。第二天收到“来信”都很兴奋,纷纷前来报告,亲身经历倍感新鲜有趣,以后真能为父母写信与亲友互通讯息了。

一声勾沙 师生殴斗
后来慢慢教导他们写作,学习记叙文、说明文等体裁的文章,日子久了渐渐有了成绩,为了鼓励他们更加努力习作,学校在讲台对面的板壁上用彩色手工纸开辟了“学生园地”、“比一比”两个壁报栏。“学生园地”张贴学生优秀作文作品,“比一比”则用来公布各科考试成绩优异的考卷,作为同学的示范与鼓励,如此搞得兴兴头头,却为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当时我班上一名姓张的女学生,长得清纯秀丽、活泼可人,为英文教师黄君所喜爱,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之常情。师生日夕相对,情愫渐生,可是当时民风未开,男女拍拖恋爱的事情少见少闻。
一天,黄老师接近这名女生,亲自指导作业,态度亲昵,被旁边的男生窃笑,一声“勾沙”(福建话意谓调戏),引起满堂哄笑。黄老师恼羞成怒冲向前去,用教科书敲打该男生的头,而该男生也不甘示弱,举手阻挡,把教科书从窗口抛落大马路上。
黄老师怒不可遏地挥拳猛揍余姓男生头部,全班哗然,在办公室的李教务主任连忙上前劝说:“不可打老师!”,还上去参战(因为黄老师是董事长的公子,不知是否讨好他,还是真的劝架)。我闻讯赶到现场,三人才解开了纠缠。这时黄老师、李主任面红耳赤悻悻地走了,却见余生头青脸肿,放学回家后,该生家长心痛儿子被打伤,便带他去警察局投诉报案。
这样一来事情闹大,被传开了。于是董事部与校务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所发生的事情,黄董事长主张立刻开除目无尊长、殴打老师、品行顽劣的学生,身为级任的我建议记该生“大过”一次,要该生家长自动到警察局去销案及写悔过书,亲自向黄老师认错赔罪,给他一个机会,因为该生只差三、四个月就将高小毕业了,在50年代这种学历可帮助他找一份工作,无奈人微言轻,结果余生还是被开除了。

险被扣莫须有罪名
两年后,听说该生中了“福利彩票”头奖,一家人迁离巴罗到吉隆坡经商发展去了,此是后话。至于张姓女生毕业后嫁给一位警察,调任新山工作去了。事后黄老师感到教书乏味辞职不干,襄助父亲经商管理业务去了。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柔佛州华校督学熊嘉宾特召朱仰高校长前去问话以了解真相。朱校长是个懦弱怕事不敢承担责任的人,在州督学面前告了我一状,说我失责没能管教好学生以致闹出事来,又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危险份子,有共产党思想倾向。一来学校任教职就教学生出版“大字报”和组织班会,这是本校前所未有的事,幸好熊督学与我四哥稔熟,明白我的家庭背景,当时便劝谕朱校长不可乱加“罪名”于我,出版壁报、组织班会是级任老师处理班务的正常做法是好事情,从此总算解决了一场风波。
事后风闻董事会次年(1953年)将解雇我(不再续聘),因此引起我申请正式教师的动机。趁着假期之便,我将师范毕业文凭和任教职的经历,写了一份履历表,呈交州教育局申请注册为正式教师。出乎意料之外,两个星期后,正式教师证批准发下来了,其实“海师”毕业的同学很多在星、马担任教职,教育局认同我的资格,很快批发下来,真是因祸得福,羡煞了申请多年仍未得偿所愿的同事们。
1953年我又高高兴兴地回到平民学校任教(我的家在巴罗,我不想离开它)。没想到往后三十多年,至1984年11月1日退休,我一直为巴罗学校服务。

图说:1962年巴罗学校校庆日举办“手工艺展览会”。右起朱仰高校长、仲燕华师、李竹影师和李秀霞师。

(待续)

Saturday, May 23, 2009

记得当年年纪小

图说:看到我的笑容,就能理解跟谭赛云老师合照是多么幸福的事~
图说:个子矮小的我排在最前头,后面是莉莉和亚燕,接着是谭赛云老师和谭老师的师训班同学陈爱庄老师(余文光老师的夫人)。不知是哪位摄影师的好主意,让我们拍出这张“梯级图”。
谭赛云老师看到了李秀霞副校长的回忆录,又兴致勃勃地电邮了两张照片给我。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多年来似乎不曾消减,知道我前阵子病了,也不忘在电邮里嘘寒问暖。
我早已不记得旧照片收到哪里了,在谭老师的照片里看到当年青涩的自己,不禁失笑。
犹记得农历年初一跟老同学重逢时,有人提及我当年的“标志”--辫子,我开玩笑回说,明年老同学聚会,我会绑辫子跟大家见面。其实,辫子对我而言,就像名字一样,是意义非凡的,因为辫子代表婆婆对我的疼惜,而我的名字则包含了爸爸的爱。
初入学时,是婆婆替我绑的辫子,很细致很整齐,我每天都端端正正地上学;后来学会自己绑了,却远远不及婆婆的手艺,不过,一天不绑辫子,就会觉得头发很乱。直到高中离家念书,不在婆婆及家人视线范围内,我才开始更换发型。
说到名字有个“小”字,在我踏入社会之后,曾经令我困扰。两个妹妹先后将“小”字改为“晓”或“筱”,我却没有这么做,到了今天,连女儿也不赞成我改名字,因为“那是外公取的”。女儿的个性跟我很相似,一句话说中我的心事。
爸爸原本对我寄于厚望,我却让他失望了。这么多年来,任由他人嘲笑,我也不想把名字改掉,因为这一生唯一能让爸爸作主的,也只有这三个字了。
小就小嘛,反正见到我的人都会说:人如其名。
我就是这么土,就是这么执着。这么多年,没有改变,也不打算改变。

(珍)

Friday, May 22, 2009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三)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三)
1952年受聘于巴罗平民学校
平民学校坐落于巴罗火车站对面相隔十丈之遥的小山坡上,门前大马路是占美、圣德巴罗园丘居民通往巴罗街市的大道。从马路走上十级石阶进入学校大门,迎面一个大厅,厅中有个五尺高的大舞台,原来学校从前是村民们每年酬神演戏用的戏院。大厅直通大门是观众们看戏的场所,现在作为大礼堂,是学校举办开学式、休业仪式、周会或任何集会,也是每天学生集散的场所。大厅上方没有天花板,屋梁、屋瓦清楚可见。
大厅前面建着占有大厅面积三分之二的楼房,右边有楼梯,拾级而上的第一间就是校长室,旁加一个小房子,楼梯尽处有小走廊,通向楼上四间课室。课室有落地长窗(小木门),面对大马路可引进阳光,空气流通。
步下走廊便是一个半圆形,有栏杆的大厅,可能就是从前的贵宾看台,现在是办公室,摆着十张办公桌椅,那就是校长、教务主任、五位班级教师、英文老师的办公座位。
楼下舞台是现在礼堂的讲台,开会时校长、老师上台训话,学生们排队站在大厅中聆听训示。礼堂右边是食堂,老板李高夫妇,一边摆卖糖果、面包、蛋糕、汽水,一边生着大火炉卖清汤或干的咖哩面、米粉、粿条,卖给学生当点心。
我一时觉得奇怪,中国的小学生每天在家里吃饱了上学,绝对不准学生买零食,纪律严明,初见本地小学生的生活情况,一时真也适应不过来。
我有时仔细观察,常见老板娘用手抓炭加旺炉火,随手在围裙上或裤脚旁擦擦炭灰,跟着又忙着抓米粉或面放进碗里,再加清汤或咖哩水卖给学生吃,我把所见向校长反映,希望校长知会食堂老板,要注意卫生,以免影响学生健康,可是校长一笑置之说:“见怪不怪,反正那么久以来没出过什么乱子。”言下之意,怪我这个“新客佬”多管闲事。往后我便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为是。
另有一个怪现象是楼上校长室、教室都以木板为墙,五、六年级的课室没有门,中间只隔门槛分界。一天,上音乐课时,科任黄老师手握藤鞭向左指挥,向右指挥打着拍子正在教唱《叹十声》:“烟花那女子叹罢那第一声……”
我感到很别扭,心想,也许有关二战时雄壮激昂的抗日歌曲没传到这里,但也有很多歌词富有教育意义、旋律优美的歌曲,如《我的家庭真可爱》、《小白船》、《踏雪寻梅》、《苏武牧羊》、《渔光曲》、《友谊万岁》等等是可以用作教材呀。
一个星期后,我又听到学生们在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些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不应作为歌曲教材。幸好在五、六年后,这类声音便绝迹了。
朱仰高校长是浙江人,满口浙江语音的普通话,开始大家都很不习惯,似懂非懂,但日子久了,学校师生、家长们都能听明白,也能沟通了。
朱校长平易近人,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为学生拔牙。当时当地并无牙医,能把疼痛难耐的蛀牙拔掉,学生与父母们无不感激不尽。
当地的民情纯朴,流行用职业类别称呼对方,如卖面嫂、豆芽婆、黄梨婆,开店的以店名称呼:“强中伯母”、“永美婶”、“平平嫂”等等,本校校长也得了个“拔牙校长”的雅号。
图说:各位,看到“强中伯母”和“强中女儿”了吗?提示:最右边两位。 左起陈南英老师(上官乃良老师的夫人)、亚燕、晓虹、余文光老师、李锡耀老师(已故)、小珍、兰香、莉莉及李秀霞副校长。

(待续)

Thursday, May 21, 2009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二)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二):
1945年二战结束,我15岁,初中毕业。
经过8年战乱,国家千疮百孔,一时进入无政府状态。抗日期间,我家乡广东省属于大后方,从未与敌军短兵相接,但却经常受到敌机投炸弹或低飞扫射的侵扰,不论是学生上课,农民耕作,一闻警报声响,都纷纷奔向“防空洞”避难,斯时农村经济破产,米珠薪桂,饿殍遍野,民生凋疲,村里许多在外地(南洋各地)经营的华侨家属,经济来源断绝,苦不堪言。
我家本来只靠几亩薄田维持生活,平时每月由在上海经商的父亲汇款来接济补充家用,由于战乱的关系,已经两年音讯全无,单靠母亲领导孩子们种田、垦荒、多种杂粮,以足温饱。况且弟妹还要上学,我当然无法继续升学了,于是终日困坐愁城。
后来,我投考县立海滨师范学校,并受聘于大埔县附城乡每一中心国民学校。(此部分从略)。
1950年杪远嫁马来亚柔佛州,本着“以身许教”的初衷,愿为教育输诚。适逢外子的四哥在拉美士县的中华小学担任教务主任,翌年,我便跟着他,受聘为该校教师。
当时英殖民政府统治马来亚,每天清晨、傍晚都实施戒严令,禁止居民的一切户外活动,尤其被划定“新村地区”居住的胶工们,早上出门割树胶必定要搜身。所有居民一起吃“大锅饭”(即政府雇用特有厨师,将按照住户人口缴交的米粮煮成饭,然后按时间,按份量发给人民食用),据说是防止人民接济马共的措施。
英军时常在晚上围剿马共,在学校篱笆外不远的胶园中驳火,枪声如放鞭炮,子弹爆发的火光清晰可见。我们只能躲在楼上宿舍的窗口偷偷观望;所谓“老兵怕枪、新兵怕炮”,枪战已是短兵相接,所以老兵害怕;炮声轰烈,所以新兵害怕。对于我们这些经受二战战火洗礼的人来说,倒也不觉得怎么可怕。
由于戒严行动不便,物质也很缺乏,日日青菜、豆腐,老师们生活相当清苦,一天,四哥往新山公干,回程时顺便到菜市场买了5公斤螃蟹,一心计算着晚餐用姜碎、青葱、蛋花炒一味香辣螃蟹,为同事们解馋“打牙祭”。不料他在巴士车上打瞌睡,沿途搭客上车下车来往不停,他的座位靠近车门,螃蟹又绑得不牢,不知什么时候偷偷溜走、爬走了,回到拉美士时,一提网袋,只见3、4只小蟹在挣扎着要爬出来,只好吩咐校工拿去煮汤算了。
那时的火车班次也不准时。记得那年除夕,中午放学,我和四哥一起回家过年。到了火车站,眼看火车尚未到来,便到车站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解解渴。没想到刚喝两口,“呜!呜!”,火车来了,连忙放下茶杯,赶到车站去,一到月台,火车“呜!呜!”又开走了。不禁为之气结,只得改搭德士回家。可是在家里等候我们的父母看见从拉美士下来的火车到站时看不见我们非常焦急,倚门倚闾地盼望,直到下午6时才回到家,真是罪过罪过。
拉美士中华学校的刘守潜校长和善敦厚,太太也很温柔可亲,夫妇均在学校执教,同事们都友爱和睦,合作愉快,可惜是年刘校长太太因产后失血过多逝世,次年(1952年)刘校长任聘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爱同学校”校长,四哥也被邀聘为教务主任,我因身怀六甲,父母不放心我离开家工作,不能随同他们前往新加坡,只得留在巴罗任教职。

(待续)

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一)

——李秀霞回忆录
(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一):
1984年11月1日正式告老退休,离开服务35年的教育岗位。当时,心中起了个意念,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际遇、苦事、乐事、趣事、怪现象,全记录下来,既可暇时回味,又能与儿孙们分享,冀望后辈们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并发挥坚忍不拔的斗志。可是自1979年开始至2004年,我的17个内外孙相继出世,于是含饴弄孙,不亦乐乎!这件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1994年外子不幸罹患肾病,每星期需洗肾三次。每次洗肾,从装、卸洗肾机,洗后等候打针,长达6小时之久,每次我都随侍在侧。过后,又因洗肾引起的并发症,如眼生白膜、视力衰退、心脏衰落、胃出血等病况,我们不得不四处给他寻找有关专科医生治疗,就这样,时常进出医院,无时得暇,直至1999年2月8日外子逝世,使我伤痛莫名,心力交瘁。
嗣后我也百病丛生,与病魔搏斗。2003年7月23日更在吉隆坡班底医院动过“心脏血管绕道手术”,元气大伤,体力日渐衰弱。儿女们鼓励我锻炼、活动脑筋,以免退化、痴呆,于是不揣谫陋,写下了“粉笔生涯35载细说从头”的回忆录。
说实在,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教育工作者。一生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建立新中国”、“马来亚英殖民统治”、“大马独立建国”的五个不同时代,各时代的社会背景,人民生活情况;思维倾向不同感受,在在都可记述。韶光易逝,数十年人事,瞬间已过。我如今白发皤然,夕阳迟暮,况且才疏学浅,记忆力尤差,当时情景,只能忆述于万一,聊当雪泥鸿爪,是为序。
(待续)

Wednesday, May 20, 2009

又见温柔委婉的谭赛云老师

我又见到温柔委婉的谭赛云老师了!
不是在玻璃市,而是在电邮箱里,哈!
说真的,最近有些气馁,只有一个人执笔,真不愿意把这里变作个人空间。今天查看电邮箱,居然大有斩获,看到老师依然美丽的容颜,仿佛又回到小学时期,重遇那个疼爱我们的谭老师。
谭老师夫妇远赴奥克兰出席女儿琬菱的毕业典礼,看看右图,那一刻,老师一定很开心~
以下是谭老师的来函。

亲爱的小珍:
我和家人刚从奥克兰回来。前晚浏览了你们的部落格,令我回味无穷。
岁月不留人,你们个个都成家立业了,有些同学的容貌我也不太认得了,但很庆幸能够知道你们及李秀霞副校长的近况。对于黄茂宽老师的往生,我也感到很惋惜。
现附上6张近期所拍摄的照片跟大家分享。
谭赛云老师
2009年5月20日


这是谭赛云老师的全家福。左起:谭老师丈夫的外甥及外甥媳、女儿(琬菱)、媳妇(林引舒)及孙女(睿宁)、儿子(瑜弘)、谭老师及丈夫陈友明先生。 谭老师说:这棵奇异果树于1950年栽种,刚巧与她同龄。奇异果树虽老了,但却果实累累,令人垂涎欲滴。
谭老师说:导游带领她们仨搭乘直升机到Fox Glacier冰川去寻幽探密。那儿的景色非常迷人,令人流连忘返。
这个脚踏车的天秤上,谭赛云老师和另一半乐也融融,两人仿佛又回到年轻的岁月。
谭赛云老师跟女儿琬菱的合照。琬菱确实有乃母之风。

Sunday, May 17, 2009

差别待遇

俗话说,十根手指有长短。探访老师之行,揭发了微妙的差别待遇。
芩坦承没有随行的原因,是担心沦为听众,无法参与我们的话题。这层顾虑令她却步。
我是幸运的,由于成绩标青,小学时期万千宠爱集一身,李秀霞老师经常派我参加歌唱比赛,每次拿到第二名,小失望之际,李老师的先生,也就是州议员吴南生先生,一定会走到我面前说些鼓励的话,让我很感动。我知道那是李老师拜托他做的事,我立即提振了士气。
到了初中,上家政课时,那位唤作BABY的老师超爱把我的名字挂在口头,事事都要我帮手。有次女同学酸溜溜地对我说:一丁点小事也要叫你,不叫你的名字不行似的。
当然,过了那年,家政老师又换了另一位女学生的名字,我路过听见,也感到酸溜溜。女老师疼爱学生,可以疼到很出面的。
到BATU PAHAT念高中及先修班时,我开始尝到差别待遇的滋味,印象最深刻的是,男老师对我的态度。
应考SPM那年,我们有两位华文老师,一位原是巴罗中学的数学老师兼副校长A,不知何故被调往BATU PAHAT教华文,他有些失意,一见到我显得很高兴,每次华文考试,我都是最高分,尤其是作文。不过,另一位华文老师B对我的态度却有天渊之别。
我想我和B有些八字不合,他原是我们的地理老师,曾因为我身为学长没向他道早安而在班上训了我一顿,我不服气地反驳了几句,他更火上添油,破口大骂,我不得不低头认错,他才罢休。
后来,他担任我们的华文老师,有次一班同学涌到另一间课室上华文课,一时贪方便从后门进入,结果发现老师一早已经坐在课室里,铁青着脸盯紧我们。一群人犯错,结果是我一人挨骂。
后来,他开始派发练习簿,一个接一个将同学们的字体批评得一文不值,直到有一本,他细细欣赏、不断赞美,当他翻看首页并叫出名字时,我走了出去,他一脸错愕,沉默地再翻看簿子好几秒,才还给我。
后来,班上举行诗歌创作比赛,我们邀请两位华文老师当评审,结果A老师给我的两篇诗歌名列第一及第二,而B老师的评分却是倒数的第三及第四。最后,我的诗歌当然没入围啦。
同学们嘴里没说,私底下都认为是A老师偏爱我,总给我偏高的分数。直到SPM成绩放榜,一班同学聚在一起,有人问起我的华文科成绩:“有没有A2?”我摇摇头。他乐极了,认定考获A2的小马是最高分,而他的C3是排第二,正在击掌欢呼时,另一位同学好奇地追问,我竖起食指说:A1。那一刻,同学们的错愕,跟B老师当年的神情相似。
上了先修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愈加疏远了,我更因故气馁地把最得心应手的数学典当了。
那位数学老师一心想协助跟我同桌的留级女同学,每次教完正课,总是很关心地趋近问她:你会吗?哪里不明白?而坐在她身旁的我,却恍若隔重山,老师的视线永远不会移到我这边,脚步永远留在她那里。
我终于尝到了差别待遇的难受滋味了。那一年,我连翻阅数学课本的兴致也没有了。
而今,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女儿曾为关爱她的数学老师而努力,我在领取她的成绩册时,向那位老师直言,结果看到了一张惊喜万分的笑脸。
老师也许不知道自己对学生的魔力有多大。多一分关爱,就是学生迈前的一分推动力。
走过这一大段人生路,我很感谢过去关爱我的老师,对于令我气馁的,早已释怀。跟许多同学比起来,我幸福多了,也希望大家到了这个阶段,不要把学生时代的差别待遇看得太重,有些人与事,尽了心意就够了。
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尽一尽心意吧。

文:小珍

Wednesday, May 13, 2009

喜相逢


我们终于见到睽违多年的李秀霞老师了!
跟虹约好5月9日到BATU PAHAT会见老师,最后一分钟发现没人安排,我在部落格里找到了李老师的联络号码,拨电向她的么女淑华探问,然后直接联系人在芙蓉的李老师,师生俩在电话上畅谈了一会儿,约好翌日到她长子乃海家探访她。
一切就那么简单,不到一小时就敲定。
翌日上午,虹开车,我握着依照李老师媳妇淑霞口头描绘的路线图,抱着探险的心情上路,结果很顺利地见到思念已久的恩师。
李老师对我和虹来说,真的是恩师。要不是当年她老是将我们摆上台表演,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站到台上的胆识。
上初中时,我从原本多姿多彩的小学生涯突然转入沉闷枯燥的啃书日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愈发怀念小学时期的李老师。
多年不见,李老师精神奕奕,谈了好多当年的人与事,还拿出一本自行印刷的回忆录,里头有她初到巴罗执教、风华正茂的倩影。她提及60年代戒严和吃大锅饭的日子,我说真巧,我负责的新村嘉年华正是回顾华人新村60年历史,同时展望未来。多亏这个企划案,让我真正了解新村的来由,也能理解老师所说的时代背景。
芙蓉距离吉隆坡只不过是一小时的车程,想要探访李老师,根本不难,难的是,有没有意愿、有没有很好的时间管理而已。
我们跟老师及家人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然后虹转向古城,我也续程到永平工作了。在探访李老师的路途上,我们俩约好不再强求老同学了,有缘就多联系偶相聚,经常来到部落格张望却始终无语的,我们也不会埋怨了。
一切随缘。

文:小珍

Monday, May 4, 2009

寻访村姑

昨天早上,他手拿着一个纸袋,从微亮的天色中走过来。我看着他的脸,再看看纸袋上的裂口,忍不住狂笑起来。
难得他一早起床,摸黑上班,据说抵达报社时天还未亮。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摸黑上班的日子,见他也有这一天,乐极了。此道不孤。
我们的目的地是知知港,走着九拐十三弯的内陆道路,看着环抱水坝的绿林草丛中有宛如云朵的雾气氲氤,这个早晨令人清新愉快。
寓工作于娱乐,是人生乐事。不过,工作就是工作,短暂的路途可以悠闲放松,到了战场,看到电视台的旗海、声音战略和明星效应时,我迟疑了。
全场尽是电视台主持人的声音,一波接一波,把现场观众引来引去,我不得不省思:把电视台引进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高层曾发电邮提醒我,要确保嘉年华现场观众回去时,脑子里想的不是电视台而是报社,不过,论财力、人力和现场效应,沉默的报章跟有声有色的电视相比,是明显的弱势。
虽是合作媒体,我们是在第二场才正式同台亮相。看着人潮汹涌的场面,我无法像第一场那么单纯的开心了,开始想方设法,下一场该如何扭转局势,借电视台的力量提高现场观众对报社的醒觉。
部长临时的到来,又为嘉年华增添一个变数。那是编采部主管的建议。校方临时更改活动项目,似有微言,不过最后乐见部长允诺拨款和正视校园建围篱的保安课题。这个临时加插的环节,在校方应变调整之后,最大受惠者依然是校方,这也符合我们报社的出发点。
忙忙乱乱了大半天,好想找个瀑布洗涤浑身的臭汗,最后还是放弃了,随便冲了个凉,就撑到晚宴移交拨款、夜报新鲜运送到现场,我们一行人就启程回报社了。归途中不再是绿林同行,而是漆黑的夜空中特别亮眼的星星为我们指引方向。
这就是所谓的披星戴月。
他在车里闭眼休憩,轻叹道:看来不用走完七场,我就先“残”了。
他脚下那个纸袋,破得更严重了,里面装的是他更换的衣物。我们说下回送个布袋给他,别扮可怜了。
当然,那种可怜不是扮出来的。他一整天跟着我们在校园内四处视察,看着布条有没有被风吹倒、交流会有没有人出席。
虹,请相信我,他没时间看别的村姑,他身边只有我这位村姑。哈,我们都来自新村。


文:小珍

Friday, May 1, 2009

秀才遇着兵

很久没写博文了。
在工作上,每天都在写,写的是会议记录、汇报;每天冲进冲出,走入别人的新村,走得好累,好想歇一歇。
在一个多月内筹备推展的嘉年华,终于有了收获,尽管有不少缺失,尽管前头还有6场,不过,第一场的成绩令人鼓舞。
那天早上,穿梭在万人攒动的偌大校园协调各项活动,晚上,粉墨登场主持慈善晚宴,从台下站到台上,从早上8点钟撑到晚上近12点才结束。回家途中,不禁问自己,到底能撑多久?
上司是大好人,刚动了第三次的眼睛手术,一只眼近乎废了,我说他半盲,他自称“一目了然”,医生给了两个月MC,他却休息不到两三天就回办公室,埋首工作。嘉年华落在周日,我典当了周休,却不敢开口要求周一补休,身心疲累地回去工作,当晚有个聚餐,在那里见到了虹。
我们是欢送两位跳槽到电台的同事而聚在一起,是跨媒体的餐聚,有四大中文报、一家英文报、一家电视台、一家电台代表及一位老前辈,虹是临时接到老公的电话,特地兜过来跟我们碰面的。
虹的老公是我的同事,我们在工作上紧密合作。新村企划案是从平面的特写到深入新村主办系列活动,是汇合了编采、业务和广告部力量推行的,这也是我回到报社的第一项任务。雪隆的四场由我们主导,而外坡三场,则须靠区经理推动,同时跟总社配合。在协调之际,难免有冲突矛盾,如果无法彼此包容,往往掀起舌战。
某区经理有个恶习,动不动就甩同事的电话,我是主要协调人,所以我首当其冲,每次向他传达工委会或高层的决定时,他一不悦,就粗声粗气地说了两句,然后不客气地挂断电话。
活动安排是随时会有改变的,作为新闻从业员,更须有应变的能力,尤其是某项更动是为了报社好,作为报社员工,我们没有借口推辞。
前天,跟编采部商议外坡嘉年华的报道策略时,有人提出了建议,我只好拨电话跟他沟通,结果一言不合,他又甩了我的电话,我改用电邮传达,他立即打电话向我的老大告状。后来,第二位、第三位同事也在沟通过程中被甩电话,我忍无可忍,再次发电邮给他,副本给全体工委及所有高层,告诉他有关安排是获得高层同意、指示工委执行的,“若有意见,请提出来,不要乱甩同事的电话”。
在职场上,我是强悍的。当年在编采部时,我只须编好自己的版,可以不看也不理其他人,转到业务部时,我学会了放下身段,学会了好好跟别人沟通,但是我也学会了遇见兵的时候不做秀才,有理的话,适时的狂飙比苦口婆心更有效。
在编采会议上,我没指名道姓,助理总编辑却一点就通,见我有些失控的样子,边偷笑边劝阻:“不要爆粗口哦~”
我回答道:“我是斯文人,怎会说粗口,最多不是说‘这是什么烂节目?看!’”

文:小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