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四）
超龄入学 亦师亦友
学校是当地商人、侨领和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创办的。教师由董事会聘请，薪金由董事会发给；学生学费由董事会收存，以及支配学校的一切行政费用。全校学生有180人，分五班上课，四、五、六年级各一班；二、三年级合一班，即采用复级制教学法，上课时一动一静，三年级作练习作业，二年级讲课文、读课文，依此轮替教学。一年级人数较多为一班。
六年级级任的待遇为170元，五年级级任为150元，而三、四年级的级任可得140元，一、二年级级任则为120元。学校右边有一块羽球场，那偌大的草场（当时没有羽球、乒乓等球类活动）是高年级上体育课作体操、环场跑步，以及低年级游戏课的场所。
当时学校没有政府制定的考查学生成绩的制度。本校一年分两学期制，上半年有中期考试及学期结束前考试一次；下半年亦然，一年总计考试四次。校舍因陋就简，一切设备缺乏，在这种情况之下，唯有尽心尽力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当时儿童入学没有年龄限制，尤其是居住在新村胶园的孩子，七、八岁时每天清早五点半就要跟父母到胶园去做工，在胶园打盹一个小时，待父母把树胶汁割出流到绑在树上的胶杯时，孩子们就赶快把杯里的胶汁倒进手提着的铅桶里去，这叫做“收胶杯”。那是一份不可缺少的工作，因此他（她）们的童年都在胶园中度过。
孩子们往往在十岁时才入学读书，而且父母们给孩子上学的目的只求他们学会计算每月割了多少斤胶汁，应得多少工资，不让雇主欺骗，也不知读书求知识、学技能，适应日益进步的生活环境，将来可以改善生活，更不了解读书也在学习做人的道理，修养优良的品德、立足社会的重要。
在我那六年级的班上就有多名十七、八岁的学生，他们刻苦耐劳、尊敬师长、守纪律，因为年龄大一点的关系，老师教学方法也能接受、理解，师生关系变得“亦师亦友”，和谐亲善。
我常在讲课有余的时间，为他们讲些《三国演义》的精彩片段，如：孔明借箭、空城计、三气周瑜、赵子龙单骑救阿斗等等，或每当节令时就讲一些有关的民俗的故事如：清明节纪念先人，慎终追远的意义；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中秋节纪念人民反抗元朝暴政的故事，还有孟母三迁其居教导孟子成为一代贤人、岳飞母亲为他背刺“精忠报国”以勉励他奋勇杀敌成为一代名将的故事，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钦佩老师的博学多才，不禁油然生出仰慕之心，同时也启发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慢慢地指导他们写日记，把平日所见所闻、有意义的事情连同自己的感想，用文字表达出来。
距学校三十步之遥就是本埠邮政局，因此，我也教导他们学习写信（应用文之一种）格式，信的内容写法（乡区学生根本没有与人通信交往的经验）、信封的写法，（收信地址以学校地址作练习，用同学互相投寄的方法寄出）。第二天收到“来信”都很兴奋，纷纷前来报告，亲身经历倍感新鲜有趣，以后真能为父母写信与亲友互通讯息了。
一声勾沙 师生殴斗
后来慢慢教导他们写作，学习记叙文、说明文等体裁的文章，日子久了渐渐有了成绩，为了鼓励他们更加努力习作，学校在讲台对面的板壁上用彩色手工纸开辟了“学生园地”、“比一比”两个壁报栏。“学生园地”张贴学生优秀作文作品，“比一比”则用来公布各科考试成绩优异的考卷，作为同学的示范与鼓励，如此搞得兴兴头头，却为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当时我班上一名姓张的女学生，长得清纯秀丽、活泼可人，为英文教师黄君所喜爱，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之常情。师生日夕相对，情愫渐生，可是当时民风未开，男女拍拖恋爱的事情少见少闻。
一天，黄老师接近这名女生，亲自指导作业，态度亲昵，被旁边的男生窃笑，一声“勾沙”（福建话意谓调戏），引起满堂哄笑。黄老师恼羞成怒冲向前去，用教科书敲打该男生的头，而该男生也不甘示弱，举手阻挡，把教科书从窗口抛落大马路上。
黄老师怒不可遏地挥拳猛揍余姓男生头部，全班哗然，在办公室的李教务主任连忙上前劝说：“不可打老师！”，还上去参战（因为黄老师是董事长的公子，不知是否讨好他，还是真的劝架）。我闻讯赶到现场，三人才解开了纠缠。这时黄老师、李主任面红耳赤悻悻地走了，却见余生头青脸肿，放学回家后，该生家长心痛儿子被打伤，便带他去警察局投诉报案。
这样一来事情闹大，被传开了。于是董事部与校务部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所发生的事情，黄董事长主张立刻开除目无尊长、殴打老师、品行顽劣的学生，身为级任的我建议记该生“大过”一次，要该生家长自动到警察局去销案及写悔过书，亲自向黄老师认错赔罪，给他一个机会，因为该生只差三、四个月就将高小毕业了，在50年代这种学历可帮助他找一份工作，无奈人微言轻，结果余生还是被开除了。
险被扣莫须有罪名
两年后，听说该生中了“福利彩票”头奖，一家人迁离巴罗到吉隆坡经商发展去了，此是后话。至于张姓女生毕业后嫁给一位警察，调任新山工作去了。事后黄老师感到教书乏味辞职不干，襄助父亲经商管理业务去了。
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柔佛州华校督学熊嘉宾特召朱仰高校长前去问话以了解真相。朱校长是个懦弱怕事不敢承担责任的人，在州督学面前告了我一状，说我失责没能管教好学生以致闹出事来，又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危险份子，有共产党思想倾向。一来学校任教职就教学生出版“大字报”和组织班会，这是本校前所未有的事，幸好熊督学与我四哥稔熟，明白我的家庭背景，当时便劝谕朱校长不可乱加“罪名”于我，出版壁报、组织班会是级任老师处理班务的正常做法是好事情，从此总算解决了一场风波。
事后风闻董事会次年（1953年）将解雇我（不再续聘），因此引起我申请正式教师的动机。趁着假期之便，我将师范毕业文凭和任教职的经历，写了一份履历表，呈交州教育局申请注册为正式教师。出乎意料之外，两个星期后，正式教师证批准发下来了，其实“海师”毕业的同学很多在星、马担任教职，教育局认同我的资格，很快批发下来，真是因祸得福，羡煞了申请多年仍未得偿所愿的同事们。
1953年我又高高兴兴地回到平民学校任教（我的家在巴罗，我不想离开它）。没想到往后三十多年，至1984年11月1日退休，我一直为巴罗学校服务。
图说：1962年巴罗学校校庆日举办“手工艺展览会”。右起朱仰高校长、仲燕华师、李竹影师和李秀霞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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