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霞回忆录（2007年8月19日）
系列之（二）：
1945年二战结束，我15岁，初中毕业。
经过8年战乱，国家千疮百孔，一时进入无政府状态。抗日期间，我家乡广东省属于大后方，从未与敌军短兵相接，但却经常受到敌机投炸弹或低飞扫射的侵扰，不论是学生上课，农民耕作，一闻警报声响，都纷纷奔向“防空洞”避难，斯时农村经济破产，米珠薪桂，饿殍遍野，民生凋疲，村里许多在外地（南洋各地）经营的华侨家属，经济来源断绝，苦不堪言。
我家本来只靠几亩薄田维持生活，平时每月由在上海经商的父亲汇款来接济补充家用，由于战乱的关系，已经两年音讯全无，单靠母亲领导孩子们种田、垦荒、多种杂粮，以足温饱。况且弟妹还要上学，我当然无法继续升学了，于是终日困坐愁城。
后来，我投考县立海滨师范学校，并受聘于大埔县附城乡每一中心国民学校。（此部分从略）。
1950年杪远嫁马来亚柔佛州，本着“以身许教”的初衷，愿为教育输诚。适逢外子的四哥在拉美士县的中华小学担任教务主任，翌年，我便跟着他，受聘为该校教师。
当时英殖民政府统治马来亚，每天清晨、傍晚都实施戒严令，禁止居民的一切户外活动，尤其被划定“新村地区”居住的胶工们，早上出门割树胶必定要搜身。所有居民一起吃“大锅饭”（即政府雇用特有厨师，将按照住户人口缴交的米粮煮成饭，然后按时间，按份量发给人民食用），据说是防止人民接济马共的措施。
英军时常在晚上围剿马共，在学校篱笆外不远的胶园中驳火，枪声如放鞭炮，子弹爆发的火光清晰可见。我们只能躲在楼上宿舍的窗口偷偷观望；所谓“老兵怕枪、新兵怕炮”，枪战已是短兵相接，所以老兵害怕；炮声轰烈，所以新兵害怕。对于我们这些经受二战战火洗礼的人来说，倒也不觉得怎么可怕。
由于戒严行动不便，物质也很缺乏，日日青菜、豆腐，老师们生活相当清苦，一天，四哥往新山公干，回程时顺便到菜市场买了5公斤螃蟹，一心计算着晚餐用姜碎、青葱、蛋花炒一味香辣螃蟹，为同事们解馋“打牙祭”。不料他在巴士车上打瞌睡，沿途搭客上车下车来往不停，他的座位靠近车门，螃蟹又绑得不牢，不知什么时候偷偷溜走、爬走了，回到拉美士时，一提网袋，只见3、4只小蟹在挣扎着要爬出来，只好吩咐校工拿去煮汤算了。
那时的火车班次也不准时。记得那年除夕，中午放学，我和四哥一起回家过年。到了火车站，眼看火车尚未到来，便到车站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解解渴。没想到刚喝两口，“呜！呜！”，火车来了，连忙放下茶杯，赶到车站去，一到月台，火车“呜！呜！”又开走了。不禁为之气结，只得改搭德士回家。可是在家里等候我们的父母看见从拉美士下来的火车到站时看不见我们非常焦急，倚门倚闾地盼望，直到下午6时才回到家，真是罪过罪过。
拉美士中华学校的刘守潜校长和善敦厚，太太也很温柔可亲，夫妇均在学校执教，同事们都友爱和睦，合作愉快，可惜是年刘校长太太因产后失血过多逝世，次年（1952年）刘校长任聘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爱同学校”校长，四哥也被邀聘为教务主任，我因身怀六甲，父母不放心我离开家工作，不能随同他们前往新加坡，只得留在巴罗任教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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